是谁教你认识第一个汉字，是谁教会你第一道算术题，又是谁在你迷茫时，给你点亮一盏心灯？你是否有太多的话想对老师说，以表达自己的感谢和怀念？为了迎接一年一度的教师节，我们邀请了5名本报记者，为大家讲述自己老师的故事。让我们跟随这些有温度的文字，穿越时空，去感念那份至今难以忘怀的师恩。——编者　

三次相遇老校长

陈少远

　　第一次遇到老校长，是在大学的教工食堂。我正低头吃饭，头顶传来一个老人的声音：“姑娘，这个座位有人吗？”循声抬头，看见一张似曾相识的脸。我忙答应说对座无人。老人放下随身物什，步履缓缓去排队买菜。　

　　望着老人排在长队里向前移动，我才想起，他原来是我们的老校长，退休了仍在学校居住。因为做过整理校史的工作，我记得这张清癯的脸，如今却是头次得遇真人。　

　　老校长买回一盘排骨一盘韭菜，坐下慢慢嚼咽。我却慌了，单从当时已有的对他的模糊认识，我就在心里对他很喜欢。老校长是有名的数学家，喜好阅读，还有一手好文笔，写了不少平实有力的科普文章，激发了一代青年人的科学梦想。在旁人的记述中，他为人谦和，尽职尽责，听说教师节还是他在任时向国家倡议而立的。　

　　我很想开口，和老校长聊聊天，无奈脸薄，不擅和不熟识的人交谈，只好一面按捺冲动，一面偷偷瞟眼看他。他吃得细致，不时用勺子舀起汤汁拌在饭里，或一根根挑着韭菜吃。他饭量小，饭菜吃不完，就用随身的饭盒打包带走。等到老校长走出食堂大门，我吃这一顿饭悬起的心才终于放下。　

　　第二次和老校长相遇，是在一个小书店门口。他刚买完书，用绳子捆在自行车后座上。因为平时也有读书之好，见人买书，我就想伸头去探探书名。迟疑半晌，我还是没有勇气上前，只是偷偷拿手机拍了一张老校长推着车远去的背影，分享到微信朋友圈里，描述这段“路遇书缘”，赢下好几个“赞”。　

　　说到老校长的自行车，那辆貌不起眼的“破车”，是他忠诚的代步工具。听学长们回忆，20多年前，全校师生就对他的自行车“倍儿熟悉”了。“他骑着车在校园穿梭，不时被毕业生截住，递上毕业留念册请他题字。他从不拒绝，下了车，脚一踢支好车，一笔一画写上自己的祝福”。即使年老，老校长仍以破车代步，长年骑着它参加会议和庆典。认识他的人只能等他下了自行车才敢上前招呼，“就怕他一不小心掉下来”。　

　　做学生的时候，我恃着青年人的意气，不谙世故。见些学校里的浮夸事体，心里就常常不平，忿恨为何鸡鸣狗盗之徒可以如鱼得水，而扎实坐冷板凳的却屡遭冷落。有一日，又遇倾轧，正满腹怒气，就在校园路上遇到了老校长。　

　　老校长还是推着那辆破车，车后又捆着一摞买回的书。他身形单薄，在校园熙攘的人群中踽踽独行。他当校长已过了好些年头，年岁小些的学生多数不相识之，身边没有招呼萦绕已是常态。　

　　远远看到他，我心中波澜起伏，好像胸中的大委屈遇着了安慰，很想一下大哭出来。我迎着老校长走去，在他面前站住，大声喊了句“校长好”。　

　　老校长一愣，停下车，对我点头，回以微笑。我也不自觉地咧开了嘴。　

　　那辆破自行车走远，我心里郁结的阴云也慢慢散了。其中是何因由，很难说清。我想，可能老校长代表了一种老一辈教师正直简朴、温和待人的传统，代表一种遥远的“乡愁”，看到他，就忘了身边扭曲的乱象。　

差生眼里的好老师

储召生

　　1999年，我进入中国矿大北京校区读研，纯属阴差阳错。那年矿大MBA一共招了30人，同学们基本和我一样，都是报考北大、清华、复旦等名校的失意客。来到了一所狭小的校园，大家一个个都牢骚满腹。　

　　到了研二，学校开始给每名研究生配导师。其实这也是一个很微妙的事，一些精明的同学往往在这个时候为自己今后的就业打通道路。那时，我已进入中国教育报工作，就业无忧，一切全凭学校安排。石丽明教授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成了我的导师。　

　　石先生是一个和蔼的师长，这在矿大已是共识。无论什么时候看到她，总是一副笑呵呵的样子。我猜想，先生年轻时一定是个“开心果”，也一定是众多男生心仪的对象。　

　　先生是经历过苦难的人。矿大还叫北京矿业学院的时候，是学院路上八大学院里的“富少爷”，谁都为进入这样的单位工作而暗自窃喜。但随着一声转移三线的命令，连家什都来不及仔细收拾，先生就坐上南下的专列。家在何处？何处是家？共和国历史上高校大转移的一页，值得方家大书特书。　

　　和中国科大的命运相似，“富少爷”离开京城却成了处处不受欢迎的“流寇”，最后才在徐州的郊外找到了安身之所。直到退休之年，先生才辗转回到了阔别已久的京城。但这次回京用的名义，却是随子女调入北京！　

　　历史对这一代知识分子真是太不公平了，先生说起来却很坦然。尽管没有分到新建的宿舍楼，先生对学校的安排也还算满意。刚入矿大时，我对矿大挪用资金盖教工宿舍十分不满，甚至想写报道予以抨击。认识了先生之后，我才认识到学校的良苦用心。一两栋宿舍楼和老先生们对国家的奉献相比，真是微不足道了。　

　　先生对我也是十分关怀。我自以为还不是一个完全混文凭的人，不仅所有的课程都尽量不缺课，考试也从不抄袭，一则高分对我用处不大，二则研究生考试通过也较容易。对先生的学识我无权评判，只知道先生是系里不多的正教授之一。先生对我毕业论文选题比较认可，对论文逐字逐句进行修改，让我这个以码字为生的学生实在汗颜。　

　　一个小小的细节是，我的论文印刷用的是先生的科研经费，先生说这是上面早就安排好的。后来，我的同事有上在职研究生的，做论文时不光论文印刷要自己掏钱，开题、答辩等诸多环节还要向导师送礼。呜呼，不比较不知道先生的高风亮节。　

　　在同学眼里，我并不是一个合格的MBA——没有自己的圈子，不谈股论市，不纵论商情。即使在先生家里，我也少有与师兄弟进行热烈交流。同学们毕业后的聚会已想不起我了，但先生每年请所有在京的学生吃饭，总不忘通知我一声。　

　　2005年的一天，意外地接到小师妹的电话，说先生已仙去，次日开追悼会，嘱我前去。还说，先生此前已住进医院，没想到走得这么快。同学里没人通知我饭局，也没有人通知我先生的病情。　

　　我没去见先生最后一面。那天我上夜班，但这并不是什么理由。我怕经历那个场面。先生不在了，即使去了，也没有人知道我是谁了。　

　　我至今保留着先生的电话。即使多年未拨一声，也不忍删去。　

敲开专业之门的人

高毅哲

　　大学时我读了新闻专业，上了一年多还糊里糊涂，不知道这个专业到底学的是什么。那时我们已经学了中国古代和现当代文学史，学了文艺批评，学了古代和现代汉语，也学了一些传播学理论，但我们却都云里雾里，不知道这和新闻有什么关系。　

　　搞不清所学专业的目的所在，也就无法体验到专业的乐趣。大二也正是“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阶段，大家虽然偶尔有学不到东西的低落，但也没有迫在眉睫的焦虑，于是纷纷“放羊”。就在这样一种迷茫又惬意的状态里，赵丽芳老师出现了。　

　　她是教新闻写作课的老师，刚刚30岁出头。本以为老师又是照本宣科地一通讲，但是没想到的是，她很快就把我们分成了组，然后让每个组报一个题目，去采访、整理，最后形成一篇新闻特稿。整门课就围绕实际操作的选题做，这就是她的教学思路。　

　　这可算是个挑战。新闻采访我们已经学过，但都是在课堂上学的，除了记住一堆这原则那原则，什么都没记住，不知道怎么记笔记，更不知道该采访哪些内容，报选题也是头一遭。记得我们组最后确定的选题是“在大学的农民工”。大伙儿一通采，把学校工地里的建筑工、食堂里的师傅、校门口的小保安通通采了个遍。最后整理采访的时候还挺得意，觉得材料搜集得肯定不错。但是赵老师看完后毫不客气地把问题指了出来：我们采访时，都按照一个套路，把采访对象的年龄、籍贯、工作一问拉倒，跟查户口似的。赵老师问我们想通过这篇稿子表达什么，大伙儿支支吾吾，没一个答得出来。　

　　于是赵老师决定亲自带我们采访。那天，教学楼下边的绿化带里正好有一些农民工在工作，赵老师便和我们下楼去。她和一个师傅攀谈起来，聊他的家乡，聊他为什么来北京，聊他是否能适应城市的生活……她说话柔声细语的，语速不疾不徐，脸上也一直带着浅浅的笑，工人们都很乐意和她聊天。　

　　在一旁听的我们很快就领悟到，农民工来到北京，对他们来说，承受了很多离开家乡和融入城市的矛盾和冲突，这不就是最好的主题么？大家欢欣鼓舞，不用赵老师再多言，就分散开去，与其他农民工交谈起来。后来，我们不仅完成了一篇特稿，还做成了3块展板，摆在教学楼的大厅里，吸引了很多人的注意。　

　　这次作业极大激发了我对专业课的兴趣，也就是在赵老师的课上，我开始渐渐领悟到新闻专业理论和实践结合的乐趣，对新闻的热情也越来越高，可以说，我最后能走上新闻工作的道路，是从赵老师的课堂开始的。　

　　也正因为此，我对赵老师始终抱有感激之情。在我离开学校以后，赵老师担任了学院的领导职务，有了更大的平台，她也可以有更多的可能按自己的想法改造新闻专业的教学。比如，在她的支持引导下，学生办起了全校性的报纸，从发行、经营、采编都由学生一手包办……这些年，母校新闻专业的毕业生在业界口碑越来越好，就业前景越来越广阔，这与赵老师的工作是分不开的。　

　　大学专业课老师的核心素养到底应该是什么？很多人有很多答案。我觉得，一名大学专业老师，最重要的是要培养出学生对专业的兴趣，发展他们的专业知识和技能。也正是从上述理由出发，我最感谢赵老师的，就是她为我们打开了专业之门……　

从害怕您到喜欢您

唐琪

　　高一结束时，我以全班倒数第四的“战绩”灰溜溜地从理科班转到文科班，最差的一门物理只考了40分。当语文老师的父亲叹口气：“你老汉儿我当年也是理科学不动，改学的文科，不能怪你。”　

　　终于摆脱了物理、化学、生物，可还有一门数学压在头顶。早听说文科班的数学老师德红姐厉害，她除了带我们班，也是“理科实验班”的班主任。据说，她的高跟鞋声能让那些桀骜不驯的理科小天才闻风丧胆，夹起尾巴一秒变小白兔。　

　　我家那个县城当年“大班额”现象严重，我们班七八十号人，教室挤得要命，课间经常有同学被卡在课桌间的过道里一脸尴尬，坐在后排的同学有时整节课听不清老师在讲什么。德红姐个子小，穿上高跟鞋也就一米六出头，为了让所有人都听清，她总是微仰着脖子、拖长声音、用四川话吼着讲课。德红姐课讲得确实好。她喜欢第一时间批改作业，常常是下数学课时收齐头天的作业，一两节课以后，七八十本批好的就回来了，而且批得特别细，任何小毛病都逃不过她的“法眼”,小伙伴们目瞪口呆。　

　　那时候，我极其厌恶学数学，又赶上有“青春期叛逆”这样的好借口，听不懂就不听，作业不会做就不做。高一就是这样对付过去的，当时的老师也拿我没办法。　

　　但到德红姐这里就不行了，不认真学，她一定和你较劲儿。每天下午放学以后，她都会把作业最差的学生留在办公室里补做，自己就在一边备课，随时答疑。送走最后一个学生，她才回家吃饭，谁也别想跑。　

　　后来别人告诉我，德红姐没有孩子，所以把全部心思都放在学生身上。　

　　那个补课的“小黑屋”，我也去过一次。那个傍晚，看到上了一天课已经很疲惫的她还守着我们补作业，我如坐针毡：自己怎么堕落到这个份上？打那以后，我进入了一种很“燃”的状态，玩儿命补数学。德红姐很高兴，不厌其烦地解答我每个疑问。数学，还真补起来了！　

　　一开始，大家都怕德红姐。慢慢地，我们发现，她其实有颗柔软的“少女心”。她爱美，喜欢梳齐刘海、低马尾，喜欢穿碎花裙子、涂明艳口红；她看似强悍，其实很害羞，开个玩笑动不动就脸通红。慢慢地，大家从害怕她变成喜欢、尊敬她，就连数学最差的同学也挑不出她的毛病来。一个同学说，连自己都嫌自己笨的时候，她也没有一点不耐烦，严厉、较劲儿都是为了学生好。　

　　我还记得数学课代表春云，和德红姐接触久了以后，说话做事和德红姐越来越像。每当她摆出说一不二的架势催大家交作业时，我们都会调侃一句：“你硬是和德红姐一模一样哟！”说这话的时候，大家没有一点儿挖苦的意思。后来的她，也当上了一名数学老师。　

　　毕业以后，几个同学去德红姐家里看望她，那天她开心得像个小孩，手舞足蹈、聊个没完。看到我们长大了，她真心高兴。　

　　难过的是，后来听说德红姐生了一场病，直到病情严重，才不情愿地离开讲台，专心治疗。大家只盼德红姐的好，希望她能早日康复，健康快乐。　

　　德红姐，教师节快乐，很想念您。　

身教的力量

董少校

　　到镇上读初一那年，我刚满12岁。组班后的第一次班会课上，班主任张老师说：“各位今天读初中了，就是大人了，以后要把小孩的毛病改掉，用大人的标准要求自己。”尽管个头矮小，我已然在心态上认为自己成了大人，那意味着做事要更加稳重成熟，担当更多的责任。我和张老师的缘分也由此开启。　

　　张老师确实把我们当大人看待。期末考试结束后评选三好学生，他让我们投票选举，每人填写选票，收拢上去，一人在讲台上念，一人在黑板上画“正”字，另有一人监票，最后根据得票多少判定谁是三好学生。以前我在村里见过这样的选举，从没想到也可以用在学生身上。班主任并没有把个人的好恶作用于评选结果，而是完全交由学生做主，这实实在在给我们上了民主的一课。后来经历了许多“内定”式的评优，我尤其感到张老师的这份开明来得弥足珍贵。　

　　当然，张老师发起火来也是很凶的。在他教的地理课上，谁测验做得不好，或者回答不出问题，他就会把学生揪到讲台上。所以大家都很怕他。　

　　有一次，我和班上李杰同学起了点小纠纷，我在他脸上打了一巴掌。他生气说：“我去告诉班主任！”看着他去办公室的背影，我身体直打哆嗦，心想这次免不了挨张老师一顿克。过了一会儿，李杰得意洋洋地回来了，把一张纸条交给我说：“班主任给你的！”我打开一看，上面写着7个字：“董少校，你老实点！”谢天谢地，一场当面的教训终于可以避免。张老师用这种方式照顾了李杰的感受，也保住了我那小小的自尊心。令人惋惜的是，3年前李杰因车祸去世了，想到当初的那一巴掌，我很歉疚。在我们懵懂的年龄，张老师用他那宽厚的心带来庇佑。　

　　我读初四时，张老师还是班主任，教我们语文。他不是撒胡椒面式地每篇课文都教，而是精选一部分重点讲解。对于《孔乙己》中的“孔乙己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对于《论雷峰塔的倒掉》中的“活该”，对于《葫芦僧判断葫芦案》中的《护官符》民谣，他分析得透透彻彻，带领我们探究文学的殿堂。时隔若干年，这些都成为我触摸感知文学的范本和养料。　

　　考上大学后，我和同学去看望张老师。他语重心长地说：“咱们都是农村孩子，父母在地里刨分钱不容易。到了城市去上大学，不能和身边同学比吃穿、比享受，而应该比成绩、比产出，咱虽然是经济上的贫穷者，但要努力做精神上的富翁。”张老师老家在邻村，父母也是庄稼人，这是他的切身感受。听了他的话，我觉得特别熨帖，在后来的读书、工作中深受影响。　

　　张老师名叫张振志，1987年毕业于昌潍师专，那时候大专生是高学历，教高中绰绰有余，但他性情耿直，在人际关系上不善变通，就到了初中。后来又去土庄小学当校长，至今已12年。他的大学同学如今已在潍坊或高密当局长、校长，但他不为所动，有过几次调进城里的机会，都放弃了。　

　　“人往高处走”是常态，张老师却从初中到小学、从镇上到乡村，这份淡定从容正源于他内心的强大。我想，张老师虽然没有在城里当局长、当校长，却一样是成功者，他的坚守是乡村孩子之福，用人格魅力带给他们身教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