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澜教授在小学课堂听课

　　钱钟书先生在《围城》中描述的当时大学中对教育学的揶揄，一直是许多搞教育学研究的学者心头无奈的痛，但教育学者叶澜却以此身份为荣，出席会议签到时，特地突出“教育学教授”的身份。从进入大学，教育学就是她的“学术兴奋点”，并成为她终身奉献的事业。

　　在教育学面前，其他学科的学者更易摆出轻慢或救世主的姿态。这种处境下，叶澜既不像“教育学界内的一些伶俐秀慧者，跳出没有学术地位的教育学界”，当然更没有转身后对教育学界的冷嘲热讽。她认识到，“世界上没有救世主，只有靠我们自己”。她在不同的场合说过同样的话：“我们要努力让教育学自尊起来，让其他学科感到教育学是有用的。”

　　生命哲学家齐美尔用“生命比生命更多”、“生命超越生命”来说明生命的生生不息和创造性的超越。华南师范大学教授扈中平评价生命·实践教育学派历经30年，不仅硕果累累，同时也是学派创始人叶澜自我生命的绵延，是她生命冲动、生命之流的生动呈现。

　　作为标志性成果，“基本理论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当代中国基础教育学校变革研究”（福建教育出版社）、“合作校变革史”（福建教育出版社）三套“生命·实践教育学论著系列”丛书近期出版。从叶澜的著作和生成这些著作的实践中，不难发现，她与教育学是生命与生命的相遇，她领导的“新基础教育研究”呈现的气质与她个性中自信、自得、深情、率真、诗意、陶醉的生命特质不谋而合。扈中平教授认为，这种完美的契合，皆因二者建立在生命自觉这一共同的根基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