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国家近年来大力推进基础教育阶段的免试就近入学，从老百姓的感受和各位自身所了解的情况来看，这一政策现在效果如何？

　　张苹英（全国人大代表、湖南吉首大学国际交流与公共外语教育学院院长）：就近入学这个政策目前看还是比较有成效的，大多数学生都可以保证就近入学。但应该看到，很多人是出于政策要求，不得不就近入学。

　　曾俊森（中共湖南省委党校博士）：就近入学政策出发点是好的，国家层面是希望借此保障每一个孩子平等受教育的权利，确保教育的公平原则。但就效果而言，只能说在阵痛中等待新生吧。

　　张苹英：我不是反对就近入学，目前看来全面推行就近入学，最大的问题是学校间的差距太大。现阶段我们普遍面临教育资源尤其是优质资源的配置不合理。不解决这个问题，就近入学怎么搞都难得到社会普遍认可，更不可能达到预期目的。

　　贺优琳（全国人大代表、退休教师）：没错，就近入学和教育均衡之间是有一个逻辑关系的。保证学校间的差距不至过大、每个学校都有好老师，家长才不会舍近求远、不惜代价把孩子送到一个更远的学校。现在我们是希望通过就近入学来促进教育公平，所以在未缩小校间差距的情况下，就强制性要求百分百就近入学，是不妥当的。

　　谢樱（新华社湖南分社记者）：我也有这样的感受，现在看来就近入学对很多家庭而言，就是被动接受。一方面片区内学校划拨不可控，另一方面就算身处名校学区，但“微机派位”下的学位分配更不可控。在资源分配不均衡的情况下，推行“就近入学”，无疑是备受质疑的。

　　主持人：现在有观点认为，就近入学政策让择校变成了“择房”，大家怎么看？

　　殷飞（南京师范大学教科院副教授）：从某种程度上说，严格实行划片入学加剧了“天价学区房”现象。因为以往“以钱择校”“以权择校”行不通了，加上推优、特长的招生名额也在不断缩减，购买学区房成了许多家长送孩子进名校的唯一方法。

　　曾俊森：是这样。就近入学政策下，择校与择房之间的微妙关系是回避不了的。因此我认为学区的划分应该是一个综合因素共同发力的结果，而不应是单一标准导向的。当然，很多家长强调绝对化的一碗水端平，以当前的教育形势和地区基础教育发展水平来看，是做不到的。

　　张苹英：没错，学区划分还是要有一套相对固定、合理的标准，不能经常变化。首先学校的布局要合理，在学区内从幼儿园到中小学都应配置，不能小学在这个区上，中学又划入那个区。其次要考虑人口密度，不要这个学校四五十人一个班，那个学校七八十人一个班。第三要严格按地理位置划分，减少人为干扰。第四，划分后应当相对固定，不得随意变化。

　　谢樱：我倒是觉得在教育资源不均衡的前提下，学区范围怎么划都不合适。因为问题的症结不在于学区怎么“划”，而在于资源怎么“分”。正是因为学校水平有较大差距，一实行“就近”，大家都想划进较好的学校，矛盾自然不可避免。如果先有教育资源均衡，学校水平都差不多了，学区怎么划都好接受，就近入学也就水到渠成。

　　主持人：说到教育资源如何分配的问题，现在各地普遍采取大学区、教育集团化等方式，效果到底怎么样？

　　谢樱：名校办学集团化的趋势，如今在各地都已经初见成效，很多名校的“分校”，在城市的各个片区开花。这当然是一件好事，意味着更多的孩子能以就近入学的方式进入“名校”，集团化的统一管理、教育理念的一致，也让家长觉得教学质量更有保障。

　　曾俊森：目前看来，似乎也很难再找到比大学区、教育集团化更好的解决路径。但我觉得这都只是形式上的探索。

　　谢樱：是的，部分“集团化”下的“名校”，教学质量、师资力量仍然存在较大差别，一些集团化的学校只有优质头衔之名，并无优质师资之实。很多家长仍然千方百计把孩子送往名校“本部”就读。

　　殷飞：仅靠教育部门以行政手段调节，很难遏制这种现象。我倒是认为，现在不仅是要把新办的普通学校尽快办成家门口的好学校，还要改革教育评判机制，真正强调学校的办学质量、特色，而不是看学科成绩。另外，应把热点民办初中也纳入电脑派位招生范围，义务教育阶段禁止任何形式的考试，让所有学校的生源趋于均等化，才能为教育均衡发展奠定基础。

　　贺优琳：没错，现在公办学校择校热度降下来了，但是民办热点学校、外国语学校依然让学生和家长向往。这样下去，我们改革的初衷就很难实现。

　　主持人：从就近入学这个政策说开去，近年来教育改革方面措施不少，但改革推进过程中往往阻力很大，各位认为这其中阻力主要来自哪里？

　　张苹英：近年来教育改革受到高度关注，相关方案、措施也出台了不少，从教育一线的情况看，改革效果并不理想，带来的实质性变化并不大。我认为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阻力：一是教育行政主管部门舍不得放权、不愿放手。二是学校不愿冒风险。三是教师工作压力大，不愿也无暇去尝试新东西、探索新路径，改革和创新的积极性不高。

　　曾俊森：阻力主要来自人心。办学硬件的改进，按部就班就能实现，但是择名校、找名师等主观理念的消解就不那么容易了。当前社会的竞争压力是显而易见的，刚性的社会结构困扰着社会层级之间的流动。这种紧迫感或者说是压迫感，使得家长愿花大代价来教育孩子，哪怕只是一厢情愿。

　　谢樱：我国的教改那么多年了，成绩不能否定，但有些举措确实是治标不治本。教育必须正视“指挥棒”效应。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人才、什么样的教育，最终都是“指挥棒”下的产物。比如高考催生了应试教育，但应试教育并不是中国独有，只不过我们把它的“指挥棒”效应单一化、格式化了。所以说，只有国家从顶层设计改变这种模式化的评价体系，学校、教师、学生、家长才可能真正有所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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