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年去敦煌旅游,因为赶路,5点出发,正是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候,车子上路,不时被车灯扫视出来的,是骑着自行车上学的中学生,这从校服和书包可以看出来。西北空旷,也许需要更多赶路的时间;城里孩子不必起得那么早,但6点半不起床,就不免要迟到。他们能够睡几个小时?普遍不足7小时。只要看一看学生那普遍缺乏血色的脸,就能知道,繁重的作业量已经把他们折磨成什么样子。
小学没有升学考,按理可以减压,但怕他们进了中学不轻松,几乎所有的小学都在加压,学校不加,家长还有意见。但一般来说,这压力还在可控范围内,小学生脸上通?;褂幸坏愫烊螅唤顺踔校沽墼?。减负喊了15年,负担增了15年,浙沪率先实施高考改革了,但从我所见浙江学生的学习节奏看,没有一丁点的变化。若把这些责任都扯到教师的职业伦理上去,得有两个基本前提,一是把和高考指挥棒联系在一起的该由教育决策者承担的顶层设计的责任撇开;二是把和职场学历高消费联系在一起的该由社会评价承担的误导与挟裹作用撇开。如果扯上这两个话题,那恐怕需写一本书才能说明白。
尴尬的现实是:一方面,应付我们的高考就得做海量的作业,做得越多,成绩就有可能越好,这个责任不该由我们的中小学教师来负;另一方面,职场招聘盲目追求高学历,公安局招几个洗菜小工,居然要本科学历,明明该进职校学技术的学生都挤进研究性大学,出来的时候,既不会研究也没有技术。这两者联手摧残教育的直接后果,就是学生花了两倍于世界均数的时间做作业,最后,并没有在品行、体魄和谋生能力上取得胜出于他国学生的优势,说白了,就是苦了白苦。这才是面对中小学繁重的作业量而需要探究原因并加以纠正的理由。
我把这个话题的落脚点扯在教师的职业伦理上,是因为它立马就可收效,既不像改变高考指挥棒导向那么遥遥无期,也不像改变社会评价导向那么虚无缥缈。因为直接给学生布置作业的毕竟是老师,只要他们能把枪口抬高一厘米,有无数学生就不会无辜葬送在应试教育的虐杀中。
减少作业量的第一个理由是布置作业可以因人而异,太浅的作业好生没必要做,太深的作业差生根本不会做,不要鲍鱼、萝卜一锅烩;第二个理由是作业绝非多多益善,超出临界线,思考时间不够,必然降低作业效果,甚至于逼学生抄作业,或由家长代劳;第三个理由是作业要实施总量控制,一科一张讲义固然不多,七科七张讲义就多得无法承受。最重要的一条:千万不要以“为了学生好”的名义,用过量的作业来残害学生,因为真正的目的很有可能是为了自己,譬如自己的荣誉、自己的职称和自己的奖金,用超量的作业把学生绑架在自己的业绩上。因此,我以为这涉及教师的职业伦理。
只要教师恪守“爱生如子”的职业伦理,就一定能找到减轻学生作业量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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