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战略推动中国教育反思

　　教育国际化是开拓国际关系，为国家谋福利的利器。综观中国近现代历史，自世界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闭关锁国的清王朝国门，让中国沦为它们争相瓜分的利益市场后，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经历了屈辱、抗争、封锁、接纳、开放再到主动面向的基本历程。在不同历史阶段，教育国际化与中外关系休戚相关。改革开放，中国以派遣留学生、恢复和发展教育制度为开端，卓越的人力资源开发为中国面对多极化世界、分享世界市场创造了必不可少的条件。

　　中国在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实体的历史转折点，发出了近200年来中国梦的最强音，拉开了从封闭式国有经济模式向开放式市场经济模式转型的序幕，提出了以中国为主导的洲际开发合作框架为基础的“一带一路”战略。这是中国首次以大国姿态推动全球治理变革的重大战略。在这种状况下，我国教育“面向世界”，主要是学习和借鉴西方先进的教育管理、思想观念、课程与评价、办学经验等。通过这些，尽管我国借鉴了外国教育的先进思想与经验，初步完成了对世界各国教育制度的深入了解与初步对接，促进了我国教育对国际化标准的认同，但这种“面向世界”是被动而片面的。

　　教育是沟通世界的桥梁，也是世界秩序的建设者。“一带一路”战略需要教育发挥特殊作用，尤其是在人文沟通、人才培养、科技合作等方面，都应该为世界新秩序建设做出贡献。

　　但是，目前的我国教育还不能更好地面对。原因在于教育国际化长期停滞在依附大国的浅层面：一是培养目标狭隘，培养的人才主要在国内就业创业，对外开拓性人才严重匮乏；二是教育交流主要是向国外输送生源，教育输出的中国文化是碎片化的，人力资源和创新技术的输出极其有限；三是课程改革看重的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基础教育课程标准，与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等课程改革互不相关，严重缺乏对国际化课程体系的深度了解，教学质量更未达到国际化水准。在“一带一路”战略急需大量对外开拓性人才之际，不论是高等教育，还是职业技术教育，都会感到人才乏力，技术创新乏力。

　　“一带一路”战略推动教育国际化

　　推动教育国际化转型，已经成为“一带一路”战略的迫切需要。“一带一路”战略向全球展示了实现中国梦的信心，为我国教育主动面向世界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新要求和新任务。教育是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途径，是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是人才培养与科技创新的主阵地，是新生智库和智力服务的主力军，中国教育要为“一带一路”战略提供人才支持和知识贡献，必须加大改革开放力度，尤其是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和各级各类职业技能培训，其服务方向必须由主要服务于内向型经济增长转向主要服务于外向型经济发展。

　　今天的“一带一路”战略，以形成参与和引领国际合作竞争新优势，创新开放型经济体制机制，加大科技创新力度，扩大开放范围与力度等，倒逼教育深层次改革。中国教育国际化作为教育发展模式转型的时代课题，已经提到了议事日程。

　　当前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一带一路”战略已与全面深化治理改革同时按下了“快进键”。在倒逼教育深层改革的大背景下，教育国际化必须面对国内经济转型升级和对外拓展型需要的双重压力，必须与全面治理教育结构、学校布局和人才培养计划等紧密耦合。

　　我国地域辽阔，受地理区位、资源禀赋、发展基础等因素影响，我国对外开放的总体格局是东快西慢、海强陆弱。“一带一路”战略打开了新一轮对外开放新局面，在提升向东开放水平的同时加快向西开放步伐，助推内陆沿边地区由对外开放的边缘迈向前沿。如何保证推进对外合作项目所急需的源源不断的外向型人力资源和创新人才快速跟进，怎样建立人力资源和人才聚集的长效机制，怎样调整西部地区教育结构和学校布局，怎样建立全国一盘棋的优质教育资源共享的联动机制，怎样推进不同地区的教育向各种国际化人才培养需要转型，等等，已经成为我国教育深层改革的新课题。

　　推进教育国际化，既是对中国教育发展模式转型的整体要求，也是对不同地区人才培养类型与规格质量的个性要求。破除教育模式同质化难题，推进区域教育人才培养特色化建设，加强实用人才培养和加强劳动者专业技能培训，已经成为我国教育深层改革的着力点。

　　目前，“一带一路”的国内核心区域有16个省份，其他省份也正在争取成为战略支点，在经济互补、区域合作、产业转型、技术创新、环境保护、社会民生和政治安全等领域，为加入国际化的双边和多边互动，融入“一带一路”建设中。因此，推进教育国际化，各地教育既要服务国家经济建设人才需要的总要求，又要切实保证服务地方战略支点任务对不同专业人才培养的需要，形成各地教育国际化的基本特色。

　　“一带一路”战略激励教育自信

　　“一带一路”战略给教育国际化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遇。一年多来，中国政府积极推动“一带一路”建设，推动与沿线国家的教育、科技、文化等务实合作，开启了中国教育转型的新时代。推进教育国际化改革，必须树立中国教育自信。

　　一是实力自信。当今世界，一个国家的强弱不单取决于军事力量、经济力量，更取决于综合国力。综合国力是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教育、国防、外交、资源、民族意志、凝聚力等要素有机关联、相互作用的综合体。皮尤研究中心调查数据表明，世界对中国将取代美国成为全球超级大国的信心日增。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转型、外交倡议力增强、战略结盟国家增多、周边关系改善、经济军事援助力提升等，综合国力的持续上升已是不争的事实，中国启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得到如此广泛的国际支持，就是有力见证。

　　二是制度自信。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走向强国的重要保证。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在历史比较的基础上得出结论：在处于现代化进程之中的国家，一党制度较之多元政党体制更趋向于稳定，多党制是脆弱的政党体制；就政治发展而言，重要的不是政党的数量而是政党制度的力量和适应性。处于现代化转型的中国，目前的政党制度是合适的，是符合国家演进一般规律的。我国教育规模的快速发展不仅提升了人口素质，也为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提供了根本保障。崛起的中国，主动面向世界，更大力度地实施教育改革开放，不仅是国家经济建设的需要，也是教育国际化建设的必然。我们坚信，在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强有力的保障下，“一带一路”发展到哪里，人民币就走到哪里；人民币走到哪里，中国教育就会发展到哪里。

　　三是文化自信。千百年来，古老的丝绸之路传递的不仅是丝绸、陶瓷和茶叶，而且是中国文化和中国人民的深情厚谊。在丝绸之路上，不同的文化交相辉映、相互激荡，积淀形成了世人共知和推崇的和平、开放、包容、互信、互利的丝路精神。丝路沿线的诸多国家，在过去曾是儒家文化的辐射区，在今天更是与中国利益相关的“命运共同体”。中国教育将为其服务，亦将因其发展而大放光彩。

　　四是教育自信。五千年的中国具有“人文化成天下”的优良传统，教育交流与合作，文化积淀和浸润，在中国周边地区建立了以儒家文化为主导的庞大的汉文化圈。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教育质量的国际认可范围不断扩大。对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而言，中国教育与科技具有相对优势。中国政府已经提出要扩大相互间留学生规模，开展合作办学，中国每年向沿线国家提供1万个政府奖学金名额；深化沿线国家间人才交流合作；加强科技合作，共建联合实验室（研究中心）、国际技术转移中心、海上合作中心，促进科技人员交流，合作开展重大科技攻关，共同提升科技创新能力；整合现有资源，积极开拓和推进与沿线国家在青年就业、创业培训、职业技能开发等领域的务实合作。凡此等等，将为中国教育“走出去”铺平道路。

　　中国已经充当了亚洲和世界经济持续发展的“第一动力”。中国教育已经进入国际化时代，我们没有理由不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树立中国教育自信，以大思路、大战略全力推动教育国际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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