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多么受到政府的重视，从不久前李克强总理到中关村“喝咖啡”可见一斑。自李克强提出“互联网+”行动计划以鼓励大众创业创新、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以来，全国掀起了近年最大规模、最高热度的青年创业潮。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互联网+”在带来更多就业岗位的同时，也对从业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拥抱“互联网+”，中国的人才储备准备好了吗？

中国的“硅谷”还差什么

“中国的硅谷”中关村是我国科技创新最活跃的地区，同时也是我国首个人才特区。截至2013年底，中关村的人才数量已经达到189.87万人，超过硅谷的138.47万人，但结构方面，人才国际化程度低严重阻碍了中关村人才结构的优化。目前，中关村外国人才比例仅有0.56%，硅谷这一数字达36%；而且，在中关村吸引的外国人才中，多数是海外华人华侨，占74.86%。

我国很多互联网行业的新兴企业，如嘀嘀打车等，都是通过模仿和引进世界先进行业模式发展起来的，“互联网+”更应注重获取国际先进信息，建立国际网络。这种国际网络的建立，主要依靠人才的流动串联起来。互联网与传统产业的融合，不仅是简单的构造线上物流、线上营销，更应该实现改变产业形态的深度融合。要依靠互联网融合拉动经济增长，就需要站在全球的高度与他国产业竞争。这其中，需要更多国际人才的支撑。

“互联网+”需要更开放的人才战略

发达国家的创新创业早已趋向国际化。在欧洲，“欧盟科技发展框架计划”（fp）集合了世界上约50多个国家、近百万个高水平科研机构、大学和企业参与。“互联网+”时代，我国的人才政策开放程度还要继续增加。这不仅是我国政府主观意向，也是客观现实所需。建议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

一是引进世界级理工院校教育资源，加强创业教育。世界著名的理工类大学，如麻省理工大学、以色列理工学院等，是当前世界互联网弄潮儿的摇篮。我国可以直接与这些大学建立联系，允许有能力、有创意的毕业生毕业后直接来华工作。或者，让这些大学在我国建立分校，教育资源共享，实现两国人才培养的互通互联。创业教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称为教育的“第三本护照”。中国现在开始有了创新创业的意识，但是创业教育和创业培训都非常薄弱。我国教育部75所直属高校公布应届生创业情况的数据只有15所，创业率普遍不足1%。发达国家如美国创业率达到20%以上。目前，可以考虑将已有的高质量的创业孵化器升级，建成创业大学。创办创业大学，也可以采取中外合作的模式，把全球的创业人才吸引到中国来。美国劳瑞德教育集团不仅发展创业教育，而且在全球建立了87个校园，拥有100多万学生。我国可以借鉴这些国外创业大学的办学特色，引进优质的国际教育资源。

二是开展创新创业国际合作，构建人才环流共享网络。创新国际合作的模式，比如哑铃式模式：研发在硅谷、在伦敦，创业在中国。在这当中，鼓励大量的留学人员、华人华侨、外资人才参与。形成一个思想碰撞的、真正意义上的创新氛围。目前，人才环流已经逐渐成为人才跨国流动的主要形式。科学技术性人才更是如此。硅谷75%的外族裔人才，印度和华裔占绝大多数。在硅谷有过创业经历，或现在依然保有创业企业的科技华人华裔人才，如果在国内与硅谷间常来常往，可以直接带动硅谷的先进技术流、信息流回国。中美之间出台十年往返签证后，我国人才往返硅谷之间已经十分方便。建议再针对性地挑选世界高层次科技园区，与之建立十年有效长期签证协议，或建立“科技人才签证”，规定持有签证的人才在世界几大科技园区实现多地免签待遇，让人才交叉流动。

“互联网+”倒逼人才教育改革

互联网行业更迭快，对人才需求也可谓瞬息万变。这对我国高等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市场在确定人才教育专业中的力量要加强。互联网创业潮已经产生了像创客、筑梦师、股权架构师等新兴职业，人才专业领域进一步细分。我国高等教育专业制定依然是行政力量在推动。目前，我国高等学校专业目录由教育部统一制定。我认为，可以采取更加灵活的方式，“兼听八方”，例如吸引企业、智库参与制定专业目录，并给予高校更多的制定目录的自主权。

互联网与传统产业融合，不仅需要技术开发型人才，更需要具有创新融合思维的“战略师”。具有对产业发展规律综合分析能力和前瞻思考能力的人才，将成为“互联网+”时代的领导者。注重培养创新思维和能力，而不是注重技术和知识积累的教育，将是我国教育应走的方向。

开放的人才培养模式，有利于我国尽快形成国际化的人才发展环境。我国来华留学生目前还不能在华实习、就业，外国精英青年人才也缺乏普适性的签证渠道来中国工作和实践。吸引来华留学，我们还有很大空间的放宽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