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出生的林春泷感慨：“自己的路走对了！”

　　小眼睛，穿着牛仔服，说着广东味的普通话，林春泷在与比他大的青年交流时显得有些拘谨，可现场的技术工人，争着向他提问题。今年，他参加在巴西举办的第43届世界技能大赛，夺得制造团队项目金牌。

　　初中毕业后，他没有继续求学，选择了外出打工。打工生涯异常辛苦，不到半年他就不干了。当时的他突然就想，自己未来的生活不应该这样。

　　2012年暑假，林春泷前往广东省机械技师学院再次求学，为的就是能学到一技之长。2013年他报名竞赛班，2014年他拿下全国选拔赛第一，2015年他拿下世界冠军，他的人生就这样完成了华丽的“逆袭”。目前，他在中航工业导弹院11分厂担任数控操作工。

　　第43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获得5金、6银、3铜和12个优胜奖的优异成绩，实现了金牌零的突破，创造了我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的最好成绩。在今年“振兴杯”赛上，大赛组委会主办了世界技能大赛冠军与青年交流座谈会。在交流中，青年技工们嘴上总绕不开这项世界比赛。

　　成绩如此突出，是否标志着我国也迎来了“技工时代”呢？

　　技工发展依然面临诸多尴尬

　　“我们获得了一块世界大赛银牌，还有两个世界级的优胜奖，全国第一名获得了70多个，全国第二名有68个，省级奖项我就记不清了。”这位口气不小的老师，是盐城技师学院的团委书记王丰。

　　这所学校的学生在全国各类技工的比赛上拿奖并不算新鲜事，不过，拿到国际大奖还是第一回。该校惠希奇获得电气装置项目银牌，这在当地引起了不小的轰动，这是继2011年我国首次参加该项目比赛获得优胜奖之后历史性的突破。他回来时，当地的人社局的领导还去接站，这样的待遇并不一般。

　　在王丰看来，这几年青年技工的发展环境好多了，起码各种大赛给年轻人更多的表现机会。

　　就在前几年，有媒体就开始讨论中国的技工时代是否到来。

　　“我觉得中国的技工时代到来还说不上。”王丰笑着说，“不少家庭还是认为孩子上技校是一件‘跌面子’的事情，很多家庭孩子考上大学要请客，但是很少有家庭孩子上技校也会请客。”

　　在他看来，国家对于技工院校的投入力度有些不均衡。“去年开始，我们才从当地政府中争取到每名学生的500元配套资金。”

　　莆田市高级技工学校的校长王开福也遇到类似的困境。

　　“在招生季我的手机是24小时开机，我巴不得电话多一些，如果多了就说明招生容易了。”王开福在招生时总有些发愁。

　　“我们学校有资格培养高级技工，可是我们已经3年没有招生了。”谈起这一现象，1988年就从事技工教育的王开福感觉有些遗憾，“高级技工的招生面向高中生，如果最后拿到证书之后就成为高级技工，也就相当于大专。”

　　最近，学校的危房让他有些头痛，学校实在没有钱把这些房子推倒重新盖。“台风一来，我就担心出现安全问题，最近打算先把危房拆了再说。”他说。至于什么时候建新楼，学校只能走一步算一步。

　　我们现在在还历史“欠账”

　　“振兴杯”第一天比赛中午休息时，电工裁判组组长雷云涛吃了两口饭，就一头钻进金杯车中眯了一会。在准备比赛的过程中，他连续好几天，早上5点半出发，晚上12点以后才回到宾馆休息。

　　他的另一身份是第43届世界技能大赛电气装置项目中国队专家组组长，他介绍：“这次‘振兴杯’的电工比赛，借鉴了国外比赛的经验。”原来国内比赛主要采用减分制，现在则采用加分制，完成一项就给一项分数，避免出现模棱两可的情况，压缩了给分的随意性。

　　“国外一次比赛要花5天进行，每个组都有一台设备，而国内有的比赛，一台设备一天要提供3批人使用。”雷云涛直言国内与国外比赛的差距，在他看来，尽管这几年国内大赛水平不断提高，但与国外大赛相比，国内一些比赛在场地、设备和材料等硬件设施上还有差别。

　　根据他的观察，中国参赛的年轻人在技术上差别并不是太大，关键在职业素养和职业规范上还有距离。最明显的就是工作中的安全防护，咱们给学生授课时讲的是原则性的规定。而外国在培训的时候，通过大量的图片给学生说明安全防护怎么做，这一点他们很细致。

　　很多选手表示，在参加比赛之前，才会给他们进行系统的补课，从头开始学。本质上，这是基础教育的“欠账”。

　　我国一方面出现“人才荒”，另外一方面有很多年轻人不好找工作。

　　“拿河北来说，刚毕业的技师收入两千元左右很普遍，与本科生的收入水平还是有差别，但是发达国家则不存在这样的状况。”他分析道，“这几年技工的收入一直往上走，但是要让技工回归自身的价值，我国还有一段路要走。”

　　雷云涛还看到一些技工学校的难处：除了承担技能培训的任务外，还要搞学历教育，以此吸引生源。

　　莆田市高级技工学校是该市唯一一所公办的技工学校，他们就面临相似的问题。

　　校长王开福介绍：“我们也很苦恼，我们既要涉及劳动部门的文凭，还要涉及教育部门的文凭。”事实上，这所学校是由人事局主管，而非教育局主管。他们既要培养高级技工又要进行成人和函授教育。

　　“有的投入到职业教育的经费，我们是没办法享受到的。目前，学校的经费来源是人社系统就业专项资金。”作为校长的他感觉非常头疼，“现在的审计都非常严格，这些钱只能购买设备，反倒觉得是一种浪费，客观上拉开了我们与其他职业院校的差距。”

　　大赛之后的思考

　　闫虎民是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的教师，作为“振兴杯”赛的裁判，他参加过第一届和第二届“振兴杯”赛。时隔9年之后，他回顾大赛，觉得大赛对于技工时代的来临有着建设性的作用。

　　“我感觉南方技工的发展要好一些，他们的待遇也不错。像这样的大赛正好给各地选手一个交流的平台，让他们各自找到差距，对实现人才水平的均衡有着积极作用。”雷云涛表示。

　　“如果没有这类比赛，把这些年轻的技工扔到岗位上，还得一点一点去爬，年轻人的成长就会很慢。有了这样的大赛，他们一夜就能凸显出来。从目前来看，这是发现人才最快的方式。”在雷云涛看来，大赛的作用是人才发现机制的重要手段。

　　在他看来，大赛发现人才也是一种国际做法。韩国就规定，如果获得世界技能大赛最高奖，那么这位男性公民就有免服兵役的机会，这算是一种殊荣。我们国家的参赛选手获得该奖之后，各方的奖励力度也不小，金牌20万元、银牌12万元、铜牌8万元。这是参照奥运会冠军标准进行奖励，另外各地还会有配套的奖励措施。

　　王强是湘电集团的团委书记，他认为技工大赛对于国有企业来说，能促进人才的流动。他说：“国有企业人才内部培养的方式比较多，但是流动比较慢，大赛正好提供平台，让企业迅速发现人才。”

　　他认为，通过类似的比赛培养其选手的荣誉感和职业认同感，其中发挥的导向作用更为关键。

　　王丰直到最近才稍微有点空闲。前段时间，江苏省“振兴杯”赛的初选工作就在他们学校来完成，而牵头的正是该校的团组织。

　　王丰认为，通过举办比赛，该校的团组织找到了与学校其他部门横向互动的机会，突出了共青团工作的重要性。

　　“前些年，国家为了组织年轻人参加世界技能大赛，把之前好多比赛都合并了，作为这项比赛的中国选拔赛。赛事少了，年轻人脱颖而出的机会就少了。”他觉得有些遗憾。

　　“我们学校组织一次省级青年技工选拔赛，投入就将近40万元。如果都是学校投入的话，举办一次两次还是可以的，但是年年承办压力就比较大。”他希望政府在这方面投入更多一点，鼓励青年技工人才的流动。

　　“后大赛”时代，整个社会更应该把关注点落在普通的技工青年的身上。

　　“都说要提高技工人才的地位，但是我们应该把这样的说法落到实处。”王开福带着浓重的福建口音说。

　　他提出建议：“事业单位和公务员中除了干部编制之外，还有工人编制。能不能把这一部分工人编制‘切出来’，专门招录职业院校和技工学校的学生。”应让招聘有所改革，以扭转社会对技工人才的偏见。

　　第十一届“振兴杯”赛已经结束，留给社会的思考才刚刚开始。还好，我们已经走在迈向“技工时代”的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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