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大冶女教师朱幼芳患罕见疾病难站立，坚持拽“拉力绳”上课，不愿休息——

一根“拉力绳”撑起的师魂

朱幼芳在课堂上（资料图片）

　　“起立！”“坐下！”　

　　湖北省大冶市陈贵镇上罗学校二楼的二年级教室里，黑板左上角钉着一根铁钎，一根白色的绳子从上垂下，数学老师朱幼芳左手拉着绳子，右手板书，用独特的姿势，为38个孩子授课。　

　　虽然早有心理准备，但眼前的这一幕还是让记者感到震撼。　

　　朱幼芳3年前被查出患有脊髓小脑性共济失调症，但她一边治疗，一边坚持上课。学校让她放弃讲台，她毅然拒绝，凭借一根“拉力绳”平衡身体，坚守三尺讲台至今。　

　　身患绝症拉绳上课　

　　49岁的朱幼芳，在三尺讲台上站了31个年头。如今，她只能借助绳子的帮助来完成教学任务。2013年，一种目前医学界尚未攻克的不治之症——脊髓小脑性共济失调让她失去了站立能力。这是一种类似“渐冻症”的疾病，一旦罹患，伴随着患者小脑萎缩，身体各项机能将完全丧失，直至死亡。　

　　小脑的病变，使她的右腿已经几乎失去知觉，平衡能力渐渐衰退，她不能长时间保持站立。即使有绳子的帮助，多数时候她仍然无法站着上完一整节课。坐下——站起，站起——坐下……这样的交替，一节课反复十多次。　

　　即便如此，在学生练习期间，朱幼芳还是尽可能地拖着蹒跚的步伐来到每个孩子面前，看一看、问一问，了解孩子做题的情况，表现好与不好的孩子，她都会轻轻地摸摸他们的脑袋。　

　　朱幼芳的课每天是连堂的，一般是两三节连排。贴心的同事给她放一杯温水在讲台上。因为害怕喝水后呛咳不止，加上厕所在楼下百米开外，口干舌燥时她也只是抿一抿，润润唇。　

　　朱幼芳每周有16节课，每晚备课，她都比其他老师多花一两个小时。她擅长设计一些小环节，讲课时多用道具代替说教。她身材瘦弱，面容憔悴、苍白，但讲课时的声音却透着力量。因为舌头开始萎缩，她刻意反复练习说话，尽管语速缓慢，但音量够大，“说慢点，正好七八岁的孩子们容易接受”。　

　　班上38个孩子虽然小，但知道老师生病后，都表现得很乖。学生陈鑫总记得在两节课之间抢着帮老师杯子里添水；学生吴凤娇每天早晨会和同学一起把朱幼芳扶上二楼的教室。　

　　和父亲一样不认命　

　　朱幼芳出身于教师之家，父亲朱必潮在农村教了30多年书，做了20年校长。上世纪90年代，朱必潮老人也曾患上与朱幼芳相同的疾病。　

　　父亲从发病到去世的种种过往，朱幼芳至今记忆犹新——失去平衡、走路摇晃、腿脚无力，直至说话困难、脏器衰竭而离世。父亲被病魔折磨了十几年，也与病魔斗争了十几年。　

　　朱幼芳忘不了，每天父亲早早起床，由母亲搀扶着送去学校上班，傍晚又由母亲接回家，一公里多的路，两位老人要走一个多小时。父亲病情严重的时候，为了去镇里开会，不得不由朱幼芳的丈夫黄鹤鸣和弟弟用自行车边推边扶着送去。　

　　父亲刚发病的时候，朱幼芳曾尝试劝说父亲回家休息，倔强的老人断然否决了女儿的建议。那时的朱幼芳不理解父亲，而现在，朱幼芳发现，自己不但遗传了父亲基因里的病症，也延续了老人对三尺讲台的眷恋。　

　　2013年，在父亲去世后的第8年，朱幼芳开始无缘无故地摔跤。有一次，朱幼芳洗碗时碗掉到地上摔碎了。还有一次，她的丈夫黄鹤鸣在朱幼芳身后唤她的名字，朱幼芳想回头，可脖子突然僵住了。她一用力，整个身子重重摔在地上。在丈夫的陪同下，朱幼芳到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检测，结果显示是“遗传性脊髓小脑性共济失调症”。　

　　想起父亲生前的一幕幕，朱幼芳整夜哭泣，但在沉沉暗夜中，她似乎看见了父亲坚毅的身影，瞬间释然了。从医院回来，朱幼芳又毅然站上了讲台。　

　　“既然从父亲身上继承了疾病，那么，也要继承父亲不服输、不认命的精神。”朱幼芳说。　

　　她还用自己微薄的工资，帮助一个个穷孩子完成求学梦。　

　　今年已经33岁的罗丽芳仍然清晰地记得，小时候家里连作业本都买不起，朱幼芳总是给她各种学习用品。今年在华中师范大学读大三的黄晓然，初中时是朱幼芳的学生，后来他考上了大冶二中，因为没钱差点辍学，朱幼芳每月给他寄100元生活费，资助了他3年。　

　　不愿休息请求坚守讲台　

　　黄鹤鸣是上罗学校的体育教师，朱幼芳发病后，他一直陪在朱幼芳的身边，相濡以沫，不离不弃。　

　　黄鹤鸣自己也要上课，但为了照顾她，经常早上4点多就起床，打扫卫生、洗衣服，然后从食堂打好饭菜带回来。　

　　2014年11月，朱幼芳在讲台上站眷越来越困难，有时还摔倒在讲台上。“怎样才能不跌倒？”冥思苦想后，黄鹤鸣将家里窗户上的一根钢筋锯下来后，钉在二年级教室的黑板左上方，末端挂上一根白色塑料绳，这是他专门为妻子上课安装的“拉力绳”。　

　　从此，这根绳子便成了这间教室的一部分，也成了朱幼芳生命的一部分。每天上完课后，等学生走得差不多了，黄鹤鸣就把插进墙里的钢筋和绳子取下来，因为妻子特意叮嘱他，小孩子顽皮，伤着了可不好。　

　　“我得感谢我的丈夫，我们虽然是娃娃亲，但我生病后，他包揽了所有家务，每天风雨无阻送我去镇医院打针。我还得感谢我的同事，他们在工作上、生活上处处照顾我，上罗学校是一个充满爱的集体。”　

　　朱幼芳的手在渐渐丧失力量。她笑说，家里的碗已经不知被她摔碎多少个了，但她仍然坚持备课。上罗学校校长吴春海坐在朱幼芳办公桌前，翻看她批改的作业和教案，一笔一画依然工整，眼睛不由湿润。　

　　发病初期，上罗学校领导劝朱幼芳休息，她说：“我身体不好，教不了初中，就让我教小学吧。”学校拗不过她，答应了她的请求。　

　　最近，大冶、黄石两级教育主管部门又一次提出请她休息，并且工资待遇不变。她说：“我还守得住三尺讲台，至少我得把这一学期教完，以后的事以后再说吧。”在场的领导无不为之动容。　

　　正如朱幼芳所言，尽管没有达到名师教学的高度，但从18岁选择踏上讲台开始，她就希望这条路能走得长远。这是她此生对教育解不开的情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