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敏：“我们几个人去打了一次猎……打上了一只松鼠。”

　　邓稼先：“你们美美地吃了一餐野味？”

　　于敏：“不，现在还不能把它煮熟……要留做标本……但我们有新奇的发现，它身体结构特别，需要做进一步的解剖研究，可是……我们人手不够。”

　　邓稼先：“好，我立即赶到你那里去！”

　　13亿中国人终于见到了他们的“保护神”。

　　自1988年他的名字解密以来，尽管在1999年9月18日中央军委表彰为研制“两弹一星”做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大会上，他第一个被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并代表科学家发了言，但他的名字始终没有达到为公众所熟知的程度。

　　对中国，他有着与好友兼师长邓稼先同等重要的贡献。英年早逝的邓稼先已经以“中国原子弹之父”的声名为世人熟知，但他依然保持着神秘的低调，大众媒体很少见到他的名字。

　　这似乎与他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不太相称。是的，是“中国历史”，不必再加限定范围的修饰词，比如“中国科技史”，“中国现代史”之类。即便横跨中华五千年文明史，他也足以成为最闪亮的那颗星之一。

　　2015年1月9日，北京人民大会堂。万众瞩目，掌声如潮，全国的媒体把聚光灯对准他。

　　“中国氢弹之父”于敏，终于以最隆重的方式出现在13亿中国人面前。

　　在1961年1月12日之前，于敏的简历可以用四平八稳来形容。

　　1926年8月16日出生在天津市宁河县；1944年考上北京大学工学院；1946年转入理学院念物理，并将自己的专业方向定为理论物理；1949年本科毕业，同时考取研究生；1951年毕业，随后进入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

　　尽管对绝大多数人来说，北大和中科院的光环已经足够耀眼，但于敏走的依然是那个年代高级知识分子所走的循规蹈矩的一条道路。

　　事实上，于敏本人对这条人生之路非常满意。

　　他这样描述自己：“性格内向，喜欢宁静，从大学开始就喜欢基础科学研究，对应用研究不太感兴趣，比较适合从事小科学研究，不宜从事大科学研究。”

　　在中科院浓厚的研究氛围中，于敏非常惬意。到1960年，34岁的于敏在原子核理论研究领域耕耘近10年，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1955年，他还获得“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称号。

　　就在于敏埋头研究时，中国正在进行原子弹的研制工作，氢弹的研究也顺理成章地提上日程。

　　当时二机部核武器研究所是中国核事业开展理论研究和实验论证的大本营，研究人员主力集中在原子弹的攻关上。为预先布局，钱三强抽调了一批年轻人进行氢弹理论预研。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961年1月12日，于敏接到了去钱三强办公室谈话的通知。在办公室里，“钱三强非常严肃和秘密地告诉我，希望我参加氢弹理论的预先研究。这是我始料不及的事情”。

　　在回忆文章中，于敏讲述了自己当时的思想斗争：“我从大学开始就喜欢基础科学研究，对应用研究不太感兴趣……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去从事诸如研制氢弹这样一类大系统科学工程的工作……我国当时正处于遭受天灾人祸，苏联撤走专家，国民经济非常困难的时期，中央仍下决心要坚持搞原子弹和氢弹。钱三强先生在这个时候找我，要我参加研究，我深知这件事情的重要性。”

　　短暂的思想斗争以后，于敏接受了这项沉重的使命。“面对这样重大的题目，我不能有另一种选择。”于敏说。

　　但即便如此，他依然心有念想：“等突破氢弹原理，我国自己有了氢弹以后，再回去搞基础科学研究。”

　　此时的他不会想到，他的一生，从此和中国核武器研究紧密相连，再也无法分开。

　　1958年6月21日，毛泽东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说：“原子弹就是那么大的东西，没有那个东西，人家就说你不算数。那么好吧，我们就搞一点吧，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我看有十年工夫完全可能。”

　　命运的翻云覆雨手下，1961年1月12日，在钱三强的办公室里，成全毛泽东预言的人，出现了。

　　氢弹是非常复杂的系统，它的原理突破绝非朝夕之功，需要大量的计算。当时我国设备落后，仅有一台每秒运行1万次的计算机“104机”，而且95%的时间分配给原子弹计算，只有5%的时间留给氢弹。于敏和小组成员每人一把计算尺，废寝忘食地计算，一篇篇论文交到钱三强手里。从1961年到1965年，小组成员完成论文69篇，对氢弹的很多现象和规律有了深刻认识。

　　然而氢弹原理依然深藏闺中。一条条途径被提出来，经过小组成员仔细的讨论、计算和分析，又一条条地放弃了。如果无法实现原理突破，制造氢弹就是水中捞月。

　　1965年9月底，于敏和50多名科研人员抵达上海华东计算技术研究所。该研究所有国产最新型的J501计算机，运算速度达每秒5万次。他们此次来上海的任务，是完成加强型原子弹的优化设计。

　　加强型原子弹虽然含有热核材料，但是热核燃烧不充分，只起加强原子弹威力的辅助作用，并非氢弹。二机部希望通过加强型原子弹的攻关，探索设计氢弹的道路。

　　大家一抵达上海就投入工作，很快就提出了一些模型，并获得了大量的计算数据。然而数据表明，这些模型的聚变份额都很低，这表明其中的热核材料并没有充分燃烧。

　　这一段时间，于敏经常深入到计算机机房，在堆积如山的计算机打印的纸带中，聚精会神地仔细分析计算结果，一看就是几个小时，常常顾不上吃饭。大家帮他把饭打来，他就边吃饭、边思考问题。为了找出优化设计中的问题所在，于敏埋头于海量数据，进行深入细致的系统分析。

　　日复一日繁杂地计算，日复一日不断地思考。

　　最伟大的突破，往往孕育在最平淡无奇的看似重复、枯燥的劳动之中。

　　于敏注意到了解决热核材料自持燃烧的关键问题，从此出发，他又设计出了精巧的结构，使热核反应可以持续进行下去！

　　氢弹原理如今被大而化之地叙述为“利用原子弹爆炸的能量，点燃氢的同位素氘、氚等轻原子核，使其发生聚变反应，瞬时释放出巨大能量”。只要接触过中学物理的人，都能轻易地读懂它。

　　然而在当时，中国的科研人员经过千辛万苦，才终于找到了实现这一原理的数学、物理基础和技术途径。

　　氢弹原理的“牛鼻子”被牵住了！

　　获得突破后，于敏兴奋地给邓稼先用暗语打电话。这段对话如今已成为中国“两弹一星”研制史上的经典对话。

　　“我们几个人去打了一次猎……打上了一只松鼠。”邓稼先听出是好消息：“你们美美地吃了一餐野味？”“不，现在还不能把它煮熟……要留做标本……但我们有新奇的发现，它身体结构特别，需要做进一步的解剖研究，可是……我们人手不够。”“好，我立即赶到你那里去。”

　　邓稼先把上海的数据和方案带回北京。经过各方讨论和完善，该方案成为中国氢弹研究的主攻方案。此后，中国氢弹研究势如破竹。1966年12月28日，中国成功进行氢弹原理试验，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以空爆形式取得成功。自此，在成功进行原子弹试验2年零8个月后，中国又成为世界上第四个拥有氢弹的国家。

　　于敏在中国突破氢弹进程中发挥的作用，得到广泛的承认。

　　钱三强评价：“于敏填补了中国原子核理论的空白。”

　　“两弹一星”元勋彭桓武评价：“原子核理论是于敏自己在国内搞的，他是开创性的，是出类拔萃的人，是国际一流的科学家。”

　　诺贝尔奖得主、核物理学家玻尔访华时，评价于敏是“一个出类拔萃的人”，是“中国的氢弹之父”。

　　然而于敏本人却并不喜欢“中国氢弹之父”的称号。西方习惯将理论突破中起重大作用的人称为“XX之父”，于敏认为“XX之父”的称呼不科学，他说：“核武器的研制是集科学、技术、工程于一体的大科学系统，需要多种学科，多方面的力量才取得现在的成绩，我只是起了一定的作用，氢弹又不能有好几个‘父亲’。”

　　氢弹试验成功后，于敏并没有如他当年所想，重新开始他感兴趣的基础研究。他已经把自己和中国的核武器研制事业融为一体。在中国核武器的发展历程中，于敏继续着自己的探索和努力。

　　1986年，邓稼先和于敏就核试验问题向党中央递交建议书，规划了中国核试验的未来方向。1992年，在一次谈话中，于敏分析了核禁试的前景。他说：“1963年的美、苏、英《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是因为它们大气层试验做够了，但地下试验还必须做，以了解实现核武器小型化的途径。1974年美苏签订的《限制地下核试验当量条件》，是因为它们大当量的做够了，可以限制15万吨了。现在，在核试问题上，它们的每步棋也各有底牌。”经过一番分析，他认为“全面禁止核试验或分步骤达到禁试都是可能的”，并强调：“要保持技巧、水准、人才，这是十分重要的。因此，要强调实验室工作的加强。在经过有限的核试验之后，通过实验室工作，可以解决安全、可靠问题。”

　　后来几年的实际情况，基本上就是按照于敏分析的那样。于敏，又一次为中国的核武器发展指出了方向。

　　1999年9月18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之际，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对当年为研制“两弹一星”做出突出贡献的23位科技专家予以表彰。23人里，有21人有海外留学经历，只有于敏和钱骥，是我国“土生土长”的专家。钱骥是搞人造卫星的，于敏便成了核武器研究专家中唯一一个“土专家”。

　　就是这个“土专家”，在关键时刻，为中国的氢弹和核武器事业指明了方向，为中国成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大国，为中华民族的安全，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如此经历，堪称传奇。

　　于敏如今安度晚年，但他仍保持着从小养成的两大爱好：看京戏和古典文学。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时，他常和邓稼先等好友到戏院门前“钓退票”。在他家的客厅里悬挂着诸葛亮《诫子书》中的一句话：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

　　上世纪80年代初，在核试验场等待氢弹试验结果时，物理学家陈能宽感慨系之，脱口背起了诸葛亮的《出师表》，于敏听后也和着背诵起来，背到动情处，慷慨激昂，在场的人无不为之动容。

中国史诗

　　“中国氢弹之父”于敏成为本年度国家最高科技奖的唯一得主，又把人们的思绪带回“两弹一星”的年代。

　　“两弹一星”已经成为一部中国人的精神史诗。既是史诗，就需要带一点传奇色彩。“两弹一星”的故事中，毛泽东的预言最为人津津乐道。1958年6月21日，毛泽东说：“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我看有十年工夫完全可能。”很难想象，理工科知识近乎为零的毛泽东是哪来的底气说出这段话的。结果就在1967年6月17日，中国氢弹爆炸成功，人民日报当天就出了套红喜报，打头的就是这句话。而21世纪的小青年，干脆直接惊呼“毛爷爷肯定是穿越来的”。

　　如果没有于敏的灵光一现，毛泽东的预言十有八九要落空。而钱三强调于敏进入氢弹理论研究小组，其实也没什么伯乐一眼看中千里马的戏份——当时的主要人马全都投入原子弹的研究，能抽出空来搞氢弹理论预研的，实在没几个人了。历史就是这么吊诡，很多时候它根本不需要精心埋设的伏笔，反倒是无心插柳的一下，却掀起了巨大的波澜。

　　但光靠传奇，也成就不了史诗，那些只是点缀。史诗自身，自有成为史诗的逻辑。《荷马史诗》流传千年，传奇般的故事只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它展现的以人文主义为基础的自由主义情景为日后希腊人的道德观念——进而为整个西方社会的道德观念——立下了典范。这才是史诗恒久流传的根本。

　　那么“两弹一星”何以成为中国人的精神史诗？在1999年9月的“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表彰大会上，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将“两弹一星”精神概括为“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登攀”。而对中国现时的科研工作者来说，“两弹一星”研制过程中另两句著名的话，同样具有现实意义。一句是毛泽东那个著名的批示：“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一句是周恩来的“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16字工作方针。前者现在仍是我国推进大型科研攻关项目的指导思想，后者则是对待科研工作的态度。

　　对如今还经常陷入条块分割、互为壁垒状况的科研界来说，对那些还以一颗浮躁之心对待学术的研究者来说，这些话是过时了，还是仍然有着史诗般的光环呢？

　　你懂，或者不懂，中国史诗就在那里，不来，不去。 （高毅哲）

★于敏和中国氢弹之路

　　1954年秋，我国在广西采到第一块高质量铀矿石。

　　1955年1月  毛泽东在中南海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李四光、钱三强等将广西铀矿石带进中南海，现场演示探测矿石放射性。会议做出具有历史意义的决策，发展中国原子能事业。

　　20世纪50年代，于敏从北京大学本科、研究生毕业，在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任研究员。

　　1960年8月  苏联撤走在中国核工业系统工作的全部200多名专家，并带走所有重要的图纸资料，停止向中国提供原来订购的核工业配套设备。中国核工业自此完全走向独立自主发展之路。二机部核武器研究所成为研制核武器的大本营。

　　1961年1月12日，钱三强秘密交给于敏氢弹研究的任务。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二机部核武器研究所的主要工作立即转入氢弹的突破。

　　1965年9月底，于敏到上海，进行加强型原子弹的优化设计。

　　1965年11月 于敏发现热核材料充分燃烧的关键所在，并用暗语给邓稼先打电话。邓稼先紧急赶到上海，听取汇报，并用自己的工资请上海小组吃大闸蟹表示庆祝。

　　1965年12月，二机部将于敏方案定为研制氢弹的主攻方向。

　　1966年12月 氢弹原理试验获得成功。

　　1967年6月 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

　　1988年 于敏名字解密。

　　1999年9月18日  于敏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2015年1月9日 于敏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