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汝璈（1904—1973），字亚轩，江西省南昌市青云谱区人。他是中国法律史上的一位传奇人物，全程参与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的审判，第一次在国际舞台上运用法律武器捍卫了国人的尊严。

　　梅汝璈自幼聪颖好学，少年时代在江西省立模范小学读书。因父亲梅晓春家教极严，梅汝璈每日必须早早起床到外面拾猪粪牛粪，作为农田的肥料。每日出门拾粪时，他总要带本英语书，一边拾粪一边苦读，常常到了忘我的境界。12岁那年，梅汝璈小学毕业，旋即以优异成绩考取清华留学预备班（清华大学前身）。在此期间，梅汝璈在《清华周刊》发表多篇文章，表达出其年轻时代的忧国忧民之心。

　　1924年清华毕业后，梅汝璈赴美国留学。回国以后，1929年他到山西大学法学院出任教授。任教期间，梅汝璈在强调“法治”重要性的同时，还经常以清华人“耻不如人”的精神勉励学生。他谆谆告诫同学们：“清华大学和山西大学的建立都与外国人利用中国的‘庚子赔款’有关，其用意是培养崇外的人。因此我们必须‘明耻’，耻中国的科技文化不如西方国家，耻我们的大学现在还不如西方的大学，我们要奋发图强以雪耻。”

　　东京审判从1946年5月3日开始，至1948年11月12日结束，在历时两年半开庭的漫长过程中，他始终坚持法律原则，有礼有节，在“法官席位之争”“起草判决书”和“坚决死刑处罚”等关键时刻维护了祖国的尊严和人民的利益，赢得了世界的赞赏和尊重。在起草判决书时，梅汝璈认为对于日本侵华战争，中国人受害最深，最具发言权，主张日本侵华罪行这部分应由中国人书写。法庭接受了梅汝璈的提议，决定由他负责判决书第四章《日本对华侵略》的起草工作。这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当时庭审工作已经结束，各种资料、证据堆积如山，梅汝璈和他的助手竭尽全力，向法庭提交了200多页、长达十万余字的判决书章节，获得了法官的认可，为东京审判作出了贡献。

　　事后梅汝璈回忆说：“那些日子，我们就像钻进成千上万件证据和国际法典的虫子，每天在里面爬来爬去，生怕遗漏了重要的东西。”

　　梅汝璈在远东军事法庭的另一件壮举就是将土肥原贤二、松井石根、板垣征四郎等对中国犯下滔天罪行的战争罪犯依法送上了断头台。

　　1949年6月南京、上海相继解放后，梅汝璈由东京设法抵达香港，与中共驻港代表乔冠华取得了联系，秘密由港赴京。到达北京的第三天，梅汝璈便应邀出席了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的成立大会，周恩来在会上介绍：“今天参加这个会的，还有刚从香港回来的梅汝璈先生，他为人民办了件大好事，为国家争了光，全国人民都应该感谢他。”全场报以热烈的掌声，梅汝璈的心头激起层层热浪。

　　1950年，梅汝璈担任外交部顾问。1954年当选全国人大代表和人大法案委员会委员。此后，历任第三、四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以及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政法学会理事等职，为中国的外交事业和法制建设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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