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记当年编全集，众说纷纭起杂音。

　　劲老一文作定论，陶公遗著世人钦”。

　　本文略谈劲夫老对陶行知研究的贡献，以飨读者，也为劲夫老献上一瓣心香。

　　1930年，年仅16岁的劲夫老经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毕业的邓西亭介绍，偕弟弟张健（原教育部党组成员、原中央教科所负责人）奔赴南京晓庄学校，成为晓庄的一名末期学生。谈及最初奔赴晓庄的动力，劲夫老回忆：“因为我是一个穷学生……父亲将大牛卖了再买小牛，省下一些钱供我学费。母亲从离城数里的乡间，每天日出前挑送烧柴给学校，来抵付我的膳费。有一次在冬日大雪天，我刚一起床，见到母亲穿着草鞋在雪地里挑柴送到学校，脚都冻有裂口了，我心里实在难受，再也不愿这样读下去了。求教于这个学校的校长兼老师的邓西亭先生，他原是南京高等师范学堂的毕业生，向我推荐去晓庄学校，他说这个学校不收学费，在农民家里搭伙，膳食费也便宜，适合你这样的学生。这样，我就在1930年5月间，去到了晓庄。”

　　劲夫老来到晓庄时，陶行知已经流亡于上海避难，故而两人并未能够有所交流。1932年，陶行知从日本避难归国后，劲夫老决定赴上海投奔陶行知，加入了山海工学团的工作。在1932年冬至1936年夏这近四年时间里，劲夫老每周都会和陶行知见一两次面，汇报近期学习工作，并从陶行知的思想中汲取营养。在陶行知的影响下，劲夫老不仅形成了“人民至上”的理念，并迅速投入到了挽救民族危亡的国难教育运动中去。1934年，陶行知创办《生活教育》期刊，劲夫老积极参与其中。1935年，经晓庄同学王洞若的介绍，劲夫老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成为山海工学团的团长（校长）直到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抗战中，劲夫老加入了新四军，并逐步成长为党内高级干部。1975年之后，他相继担任过财政部部长、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安徽省省长、国务委员兼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等职务。“文革”后，劲夫老鼎力支持陶行知研究工作的开展。在1985年中国陶行知研究会成立大会上，他当选为名誉会长。此后，他不仅撰写了多篇文章追忆当年和陶行知一起生活战斗的日子，还整理出版了《思陶集》《张劲夫文选》等收录陶行知相关资料的著作。此外，他还利用其极高的声望和丰富的人脉资源，组织开展了各类陶行知研究活动，为陶研的顺利开展与深化作出了巨大贡献。上世纪80年代初期，华中师范学院教科所顶住极左压力编撰湘版《陶行知全集》时，劲夫老雪中送炭，力助编撰者化解各方压力。湘版《全集》出版后，劲夫老在1986年4月24日《人民日报》上发表书评《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一座宝库》，高度赞扬了湘版《陶行知全集》的编辑出版工作。80年代末90年代初，有感于陶行知研究新资料的不断发掘，劲夫老又筹措各方资源，帮助川版《陶行知全集》编撰出版。原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陶研学者胡晓风先生高度评价了劲夫老的贡献，他认为，倘若没有劲夫老的推动，川版《陶行知全集》的编辑是根本无法完成的任务，且陶行知研究的重新复兴也是难以达到当前的这一高度。

　　劲夫老对于陶行知研究的贡献更多的是体现在宏观层面。他通过各种资源的整合，为陶行知研究提供各种便利，可以说，他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陶行知研究复兴繁荣的重要推手。

　　1979年12月，在“文革”结束后不久，劲夫老即对陶行知思想进行了评述，他肯定了陶行知为人民大众办学的作用，特别是陶行知从“知行”转变为“行知”的过程，劲夫老认为这是陶氏从实践的重要性出发得出的正确观点。当然，随着陶行知政治上的不断进步，劲夫老认为陶氏的生活教育理论也是不断变化，即从早期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逐步渗透了不少新民主主义、爱国主义的思想。

　　劲夫老重点分析了陶行知与杜威、王阳明、武训之间的关系，他认为陶行知在早期受到杜威的影响并将这种影响带回国内，但归国后由于陶氏深入到人民大众中去，就已经和杜威的思想在政治上截然不同，“虽然还有些杜威思想的残余影响，但不能说他一直是杜威的门徒”。

　　在陶、王关系上，劲夫老认为陶行知修正了王阳明的思想，并加上了亲知、闻知、说知等知识来源说，虽然还存在有机械唯物论的观点，但也是与王氏的思想根本不同的。

　　在陶、武的关系上，劲夫老认为陶氏称赞武训精神是“不够妥当的”，但陶氏是为劳动人民办学，主张爱国救国以及民主运动，并且“听党的话，跟共产党走”，这是与武训“不触及反动统治，反而为反动统治阶级服务的思想是不同的”。

　　在通盘梳理了陶行知思想之后，劲夫老强调，陶行知思想主流是“日益走向进步，走向革命，日益由同情劳动人民走向与劳动人民相结合”。

　　在“文革”刚刚结束之际，劲夫老积极肯定陶行知的思想，对陶行知的平反起到了重要的舆论推动作用。其后十余年间，劲夫老为陶行知平反、思想宣传、著作编撰做出卓越贡献。他指出，在从生活教育到国难教育的过程中，陶行知经历了三点显著变化：一是将工作的重点由农民转向了工人；二是在哲学思想上从唯心迈向了唯物，确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哲学观；三是由教育配合革命转化为教育要有明确的政治目标，体现出了民族危机时期的时代精神，所以陶行知是一位“人民至上、人民第一、一切为人民”的教育家，这不仅体现在陶氏的教育事业上，还体现在大众诗歌、政治主张上，故而陶氏是一位名副其实的伟大的人民教育家、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

　　作为德高望重的党内领导，劲夫老的评价无疑有着风向标的作用，再加上他个人的雪中送炭、推波助澜，才有了后来湘版、川版《陶行知全集》的编撰出版、中国陶行知研究会的成立，以及全国范围内的陶行知研究兴旺繁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