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44岁的“何妈”名叫何金玲，在吉林省孤儿学校成长、工作已30年整。1985年，没了父母的何金玲被送到省孤儿学校，此后被保送上了本校的财会专业班，当选学生会主席、1991年入党并留校工作。从最初的学生生活辅导员到如今的学生生活处主任，何金玲的工作没有离开孩子，她也一直是孩子眼里的“何妈”。

　　刘小峰从孤儿学校毕业时，何金玲哭了，担心学生孙宏彬患上恶性肿瘤，何金玲也哭了。“当听到确诊是良性，和同事在医院楼道里抱头痛哭。哭完才想起来，好事啊，哭啥？”何金玲说。何金玲没少为学校里的孩子掉眼泪，也因此在车站、在医院……在她为孩子焦急的很多地方，被周围人误认为是孩子的母亲。

　　无论是大病还是小不适，何金玲到医院就是个妈的角色，给孩子洗衣服、洗澡……尽可能照顾好他们。陪护生病的孩子是何金玲的家常便饭。碰上得结核病的孩子，孩子的亲属都戴上口罩，何金玲却尽可能不带，“不想让孩子觉得你嫌弃他。”

　　20多年来，何金玲年年陪孩子在校过春节，甚至忙到大年夜的后半夜才回家，然而一声“何妈”就让她心里充满温暖，支撑着她为孩子不知疲倦地付出。

　　“在我双手骨折送往医院的路上，何妈把我搂在怀里，她焦急的样子，我只在母亲的脸上见过。”曾经，性格内向的学生李春发连句感谢的话都不好意思说，却在直面全校的演讲时说出了对“何妈”的爱，这让何金玲颇受触动。

　　学生孙欢把想见父亲的心愿告诉了何金玲。父亲进监狱后，孙欢就跟他失去了联系。孩子是儿童福利院送过来的，何金玲找到家里，没有亲戚，村里人也不知道关到哪个监狱。她又联系到省监狱管理局，辗转几个部门，用了两个月才找到孩子父亲。“总是在希望和失望中反复，可这是孩子的大事。”何金玲的坚持，圆了孩子的心愿。虽然，见面时父女哭得不成样子，返校后，何金玲发现孩子渐渐开朗起来。

　　“背孩子”的功夫，何金玲一直练，只是现在感觉更有压力了。当生活辅导员时，何金玲最多同时带60个孩子。孩子什么时候生日，家是哪儿的，有啥病史……何金玲就像对自己孩子一样，张口就得说出来。如今要面对全校的1000来名孩子，她尽可能多地跟孩子接触，熟悉每个孩子。

　　记者在校园刚见到何金玲时，还没等迎上去，她就被路边的学生围起来，大家“何妈、何妈”地叫着。“孩子在我面前‘放肆’惯了，特别是女生黏上就没完地撒娇。”何金玲说，“做孤儿学生工作，细碎、繁琐，有时甚至要改变孩子的恶习，却感觉无能为力。”

　　那24年来，就没有想放弃过吗？

　　何金玲说，家里的事没有理由不向前冲，对家里的孩子没有理由不用心，“感觉累过，但没放弃过。我也是孤儿，而且是党给养大的。现在，我是党员，又为党和国家照养这些孤独的孩子，孤儿学校早就成了我的家。”

　　何金玲还保存着自己从孤儿学校毕业时老师的留言：“只有充满爱的人，才能幸福生活。”如今再提起来，何金玲对这话的体会更深刻，“爱在哪里？对于孩子，就在他们最无助的时候，为他们做的每件小事里；对于我，一声‘何妈’，就是我一辈子享受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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