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留守儿童的生存现状：家在农村，亲情却飘荡在城市；乡愁在故土，童年却难有完整的欢愉。在历史滚滚的浪潮中，他们成长中的烦恼，成为经济社会飞速发展的高昂代价。最新的英国《经济学人》在关注这一现象的时候说，“7000万的总人数，几乎相当于全美儿童的总人数”。只是，但凡能随父母进城，谁忍心千里骨肉分离而独自留守？在这些数千万的留守儿童中，留守女童可能面临更大的风险与困扰。

　　早在2013年，全国妇联发布了《我国农村留守儿童、城乡流动儿童状况研究报告》。报告显示，6至11岁农村留守儿童性别比为118.57，流动儿童性别比为125.07，后者明显高于前者。报告认为，这说明流动人口在选择携带子女一起外出时存在性别偏好，更愿意带男童。诚然，加之传统性别歧视等消极因素的掣肘，使得中西部女童要改变“被留守”的命运，更为艰难。

　　“别再提出和妈妈离婚了，就算妈妈不在了，至少有您陪着我……”最近，四川资中的11岁留守女孩小霞的“劝父书”感动了无数网友。物质救助之外，心灵抚慰成了帮扶留守女童的热词。其实，这些年，发生在留守女童身上的悲剧确实更为刺眼。检索新闻可知，类似“贵州多名留守女童遭男子性侵”等事件，在中西部留守女童较多的村落不算鲜见。就像《中国中西部农村留守女童生存发展报告》中提醒的，留守儿童在心理健康方面存在着较为严重的风险，以小学阶段和初中阶段的女童最为严重。

　　留守女童的困扰，也许主要不在“钱”上，而在人身安全与心理健康层面。在九年义务教育阶段，由于“两免一补”、“营养午餐”等配套措施到位，家庭用于儿童教育的开支并不大。但，留守女童要么跟老人同住，要么自己独居，家庭的监护与保障功能基本弱化，导致其很容易受到外力伤害；更重要的是，不少女童天性敏感而脆弱，性格塑造期往往又比男童提前，因为没有完整的家庭陪伴，乐观程度、合群程度、坚强程度、创新程度和轻松程度等重要心理指标，难免呈现出诸多问题与症结。

　　在这个风险社会，某种意义上说，留守女童所面对的“十大风险”，并不是一个可以掉以轻心的议题。道理也不复杂：风险不除，迟早将有些纯白如纸的孩子变成“问题孩子”，这就像在稳定的社会秩序上埋下一个个随时会引爆的炸药，一旦她们长大，一旦其内心的戾气被激活，社会最终要为当年的风险支付无可估量的代价。还是数据胜于雄辩：2013年，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有过相关统计，截至当年，我国各级法院判决生效的未成年人犯罪平均每年上升13%左右，其中，留守儿童犯罪率约占未成年人犯罪的70%。值得警惕的是，这个趋势还在逐年攀升。

　　今年6月，顶层设计明确提出，“要关心留守儿童”。不过，从政策法规来看，仅有《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11-2020年)》明确提及了农村留守儿童概念，而除了政府层面，民间组织介入农村留守儿童服务的力量也极其有限。眼下而言，在全面依法治国的语境下，完善留守儿童制度设计，健全福利保障机制，才能真正呵护好留守在农村的“花蕾”。须知，今天我们为之纾解的风险，便是明日和谐社会的增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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