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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写作中心之邀，200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勒克莱齐奥10月18日与著名作家余华在北师大以“想象读者与作家的写作”为主题进行了对谈；19日，在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的主持下，他发表了“相遇中国文学”主题演讲。

　　勒克莱齐奥1940年生于法国尼斯，是法国当代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他的作品以反思现代文明著称，代表作品有《诉讼笔录》《乌拉尼亚》《看不见的大陆》《流浪的星星》等。在京访问期间，他接受了本报文化周末的专访。

　　作家应为“饥饿的人”写作

　　勒克莱齐奥在小说《乌拉尼亚》中，讲述了一个叫做“坎波斯”的现代乌托邦，这里的居民都是来自世界各地的流浪者，孩子们不会面临人性的压抑，乌托邦甚至特意为人们“仰望天空”而设立了一个节日。小说里有这样一个细节：少年拉法埃尔因迷恋上仰望星空而日渐封闭自我、远离人群，乌托邦领袖贾迪素来和善，却为此事发了唯一一次火。贾迪教育少年：“对我们来说，天空和大地一样重要，但它并不比大地更重要。”

　　“乌拉尼亚”一词来自希腊神话，原意为天文女神，小说中引申为“天上的国度”。然而这座“天空之城”又深深扎根于大地，扎根于我们每个人所日夜歌哭的社会现实。随着小说叙事的推进，这个乌托邦终究没能逃过现代社会资本权力的触角，不得不在现代文明的围剿下去寻找新的出路。

　　知识分子与社会间的某种互动，在小说叙事的推进中徐徐展开。有人说，这是知识分子在“线性历史进步”的话语形态前，为时代布置的寓言。

　　文学批评界将勒克莱齐奥连同2014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迪亚诺一起，归入“新寓言派”的范畴。勒克莱齐奥笑称：“文学流派的划分是批评家的视角，我自己也不清楚‘新寓言派’到底是什么意思。”但同时他一再强调，小说创作不应陷入自我欣赏、自我封闭的状态。在与余华的对谈中，勒克莱齐奥提出，自己作为作家的基本目标是为“饥饿的人”而写作，这种“饥饿”不仅仅是物质上的饥饿，更是一种文化上的饥饿。“中国当代文学有许多从事现实主义创作的作家都在为饥饿的人而写，遗憾的是，法国当代文学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偏离了这个目标。”中国传统士大夫素来有“言志”与“载道”之辨，勒克莱齐奥似乎已于不经意间在这一中国传统的二元对立命题中作出了自己的价值判断。

　　谈起中国当代文学，勒克莱齐奥毫不掩饰自己对于莫言作品的喜爱。勒克莱齐奥说：“莫言作品里有一种对于当下问题的尖锐的表达。我非常欣赏中国当代文学作品中的‘介入’姿态，这种‘介入’非常可贵，它不是政治的介入，而是一种社会的介入。而这一点恰恰为法国当代文学所欠缺：法国当代文学界有一部分作家陷入自我欣赏、自我陶醉的写作之中，还有一部分陷入自我忏悔的写作。我认为这两种作品的价值总是有限的。”

　　上述一席话，倘若放在俄国形式主义者或法兰克福学派等文学“自律”论的坚持者眼中，未免有些幼稚和廉价。然而问题并非这么简单。在与余华的对谈中，当主持人问起“作家是否应当为读者而写作”时，勒克莱齐奥答道：“作为作家，‘为读者写作’这个概念未免太大。但每个作家又都是在为读者写作，这个读者就是他自己。”

　　“面向社会”与“回归自我”的边界，正在不断被重新丈量。

　　“萨特和加缪的时代过去了”

　　勒克莱齐奥提到自己对于文学作品中“介入”姿态的欣赏，而“介入文学”的概念来自于萨特。在萨特眼中，西方十九世纪以来的唯美主义、象征主义、“为艺术而艺术”等文学思潮走的是一条自甘堕落、自我毁灭的路，这些思潮看似极力主张文学的自主性，但却切断了文学与社会的联系，使文学陷入不再有读者群的危机之中。萨特强调作家的社会责任感，认为文学应当传达“自由”，并毕生身体力行着自己“介入文学”的主张，成为一代西方知识分子的典范。

　　但是，勒克莱齐奥说：“萨特和加缪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2015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白俄罗斯女记者阿列克谢耶维奇，被视作非虚构文学发展进程中的又一个里程碑。阿列克谢耶维奇在重大社会事件之时记录真相、记录小人物在这些悲剧中的痛苦，为社会所称道。勒克莱齐奥虽然也以文学之笔书写社会悲剧中小人物的痛苦，但是，他的“介入”似乎仅限于文学层面，面对重大社会事件，很少在公共话语空间进行公开的发言。加之“萨特和加缪的时代已经过去”的论断，勒克莱齐奥作为知识分子的身份受到了一些争议。

　　现代知识分子的概念有两个源头，其一是俄国，其二便是法国。十九世纪末，法国的一位犹太人上尉因其民族身份而被构陷入狱，引发了知识界的强烈抗议。文学家左拉向法国总统起草信件控诉此事，引发一系列的连锁社会反应。其后，政治家克列孟梭撰文，率先用“知识分子”一词肯定左拉等人的批判意识、社会良知和寻求正义的勇气。从这一意义上来看，法国可被视作知识分子的故乡，具有悠久的知识分子传统。

　　萨义德将在《知识分子的代表》一文中写道：“我在阅读萨特或罗素的作品时，他们特殊的、个人的声音和风范给我留下的印象远超过他们的论点，因为他们为自己的信念而发言，不可能把他们误认为籍籍无名的公务员或小心翼翼的官僚。”

　　从萨特在“五月风暴”中的街头演讲到加缪对于苏联极权主义的激烈谴责，从福柯的电视论辩到罗兰·巴特对于消费社会中文化现象的批判分析，法国知识分子在西方知识分子的文化传统中，体现出极为突出的公共性。而勒克莱齐奥在公共话语领域的“缺位”，似乎使他成为这一法国知识分子传统的“局外人”。

　　这个“局外人”仿佛也正是一个矛盾体：当他批评当代法国作家“自我欣赏”、“自我陶醉”的封闭姿态时，他扮演着萨特继承人的角色；而当他消失于社会公共话语空间之时，他似乎又成了萨特的反叛者。

　　“我有自己发声的方式”

　　《乌拉尼亚》中还描写了一个在乌托邦“坎波斯”之外的知识分子群体。这群“专家”无心学术又喋喋不休，争权夺利又相互倾轧，颇类《围城》中的知识分子群像。勒克莱齐奥与喧哗的场合刻意保持着距离。

　　无论在中国还是西方，萨特和加缪当年面对的问题至今仍然没有解决。在回应“萨特和加缪的时代已经过去”的疑问时，勒克莱齐奥说：“现在法国的知识分子已经跟以前不太一样，那种上街宣言式的表达方式已经没什么用了。对我来讲，一旦有需要，我并不拒绝站出来发声，只是我会选择不同的方式。我并不认为人人都必须向萨特一样去上台、上街演讲，我的性格会使我换一种表达方式，我不愿意当着很多人的面去表达我的观点。”

　　切尔诺贝利事故的真相留下了阿列克谢耶维奇的名字，事实上，它的背后还有更多的名字。在那场核泄漏事故中，一位俄国物理学家拍摄了一段视频，记录下一群救灾士兵牺牲的悲剧。但由于当时法国正大力发展核电事业，这段视频在法国的电视台遭禁。勒克莱齐奥找到法国当时核电事业的总负责人进行交涉，明确提出应当公开真相，避免这样的悲剧再次发生。

　　“有一些人认为所谓的公共话语空间，最重要的就是在电视里的一种现身。这样就造成一种假象：有人经常在这种公共空间中说话，似乎对什么都明白，对什么都可以发表主见。好像谁讲得多、讲得响，谁就有道理一样。但实际上情况并不是这样,我有意与这样一种公共话语空间拉开距离。电视里总说话的人未必比不说话的人更有道理。”勒克莱齐奥如是说。

　　可以说，勒克莱齐奥既是社会权力的“局外人”，也是法国知识界公共性传统的“局外人”。以这样一种“局外人”的姿态和自己的方式不断介入，确乎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一种令人尴尬的境地。

　　法国知识分子从总体上来说对于现代媒介的公共话语平台并不排斥。勒克莱齐奥承认，他们中的很多人一方面充分利用这种公共平台，另一方面同时保持着严肃的内核。“我们之间是两种不同的方式。只要这些是真正从他们心里发出的声音，我当然持尊重的态度。但我有自己发声的方式。这就是世界。”

　　勒克莱齐奥今年在南京大学任教，与南大的学生共同完成一本中国诗选的阅读。他熟悉李白的诗歌。

　　“问余何意栖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闲。”谈及法国知识分子对待公共话语平台的不同态度，勒克莱齐奥如是引述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