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施通识教育，避免高水平人才只有专业技能，成为“没有道德的优秀”，正在成为众多中国高校的共识。近十年来，越来越多大学的探索实践，正在形成多样化的中国通识教育模式。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和中山大学近日发起成立“大学通识教育联盟”，希望为高校面临的共同问题和困惑找到出路。

来自70多所高校的200多名代表，15日参加了“大学通识教育联盟”成立仪式以及随后举办的复旦大学通识教育十周年研讨会。记者从会上了解到，重在人的自我完善、开阔视野和格局、促进“学以成人”的通识教育，被看作培养当代大学生创新创业意识与能力的重要前提。一些大学或采取精英化的重点培养，或采取全员化博雅教育，探索形成有中国特色的多样化通识教育模式。

作为国内本土化通识教育高地，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四校共同提议成立“大学通识教育联盟”，呼吁有志于开展通识教育的大学都能加入到大学通识教育联盟中来，开展交流与协作，共享通识教育成果，共同推动通识教育在中国乃至华语地区的发展。

虽然已有10年十年实践经验，但在15日举行的复旦大学通识教育十周年研讨会上，不少知名高校专家纷纷提到，中国大学通识教育面临诸多问题与困惑。

中山大学副校长黎孟枫引用该校党委书记陈春声“通识教育首先是个良心活”的说法，认为难点之一，是通识教育对于大学办学、教育的贡献，难以用量化衡量，“往往意味着很多老师对教育和学生的无私奉献”。

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教务处负责人则认为，推动通识教育的最大困难，是高校专业设置过窄、过细。多数学生本科一进校就定了专业，直到大学毕业，哪怕他并不喜欢。专业分得过细、过死的另一个结果是，高校不断申请新专业，学生就业时还会因为某一个热门专业的热度受了影响，致使教和学都趋于功利化。

在中山大学博雅学院院长、通识教育总监甘阳看来，通识教育最深层的问题，是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的关系。这并不是一个很容易处理的问题。国内高校专业教育占的比重和课程量甚至比国外顶尖大学更高，尤其是理工科学生基本没有时间花到通识教育课程上。他举例说，在专业课数量上，哈佛大学学生4年学习32门课，耶鲁大学为36门，芝加哥、斯坦福平均每个学期为3-4门课，且绝大多数美国大学没有本科毕业论文的要求。国内高校的通识课程学分大多在12至16个学分，约占课程数的10%，而美国通识教育课程占1/3左右。

通识课程并不是“简化了的专业课”，在不少学校，它很容易被讲成讲者、听者都不用心的“水课”。许多高校内的知名专家、院士，尤其是理工科院系的教授仍然没有兴趣讲授通识课，少数有兴趣却不知道该如何给非专业的学生上课。清华大学副校长杨斌表示，通识教育要培养学生思辨力、批判性思维，重在参与。不少高校的通识课程会借助慕课或其他在线教育手段，很容易让通识教育缩水或者走偏。

在专家们看来，通识教育不仅意味着一批高质量的核心课程，也意味着大学教师要深度参与学生的课外生活中，将课外生活看作学生教育的重要部分。在这方面，许多高校正在探索不同路径。比如复旦大学全面实施的本科住宿书院制度，打破专业壁垒，打通人才培养的各个环节，将学术的精神从课堂贯穿到学生生活的全过程。中山大学全面实行的博士生助教制度，每学期有一千多名博士生研究生担任助教。南京大学推行“悦读经典计划”，为学生指定了60本书目，营造校园的读书氛围，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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