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其实是对《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和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有关改革精神的进一步重申。在纲要和决定中，明确提到要推进管办评分离改革，落实学校办学自主权，建立现代学校制度和现代科研制度。由于国家教育规划纲要确定的是到2020年的改革、发展目标，因此，接下来的五年，将是完成改革目标的攻坚阶段。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扩大高校和科研院所的自主权，我国早已形成共识，但推进面临很大的现实阻力，一方面是权力放不下，政府部门不愿意放掉核心的权力，主要是人事权和财权。这次规划提高科研领军人员更大的人财物支配权，是切中要害的。另一方面则是放下的权力接不住，具体表现为，由于高校和科研院所缺乏现代治理结构，在获得一定的自主权之后，权力存在被滥用的问题。

　　要落实高校和科研院所的自主权，就应该在推进放权和完善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内部治理上花工夫。对于放权，应该改变现在的改革模式，由行政部门自主推进改革，改为由全国人大立法推进改革，从改革的逻辑分析，落实高校和科研院所自主权，是推进“去行政化”，显然，由行政部门主导“去行政化”改革，会陷入行政化悖论，而通过立法推进改革，既使改革于法有据，又可切实督促政府部门依法放权，建立新型的政府管理学校模式、政府与科研院所的关系。

　　而对于完善内部治理结构，则应推进行政权和教育权、学术权的分离，把学术委员会建设为最高学术权力机构，对教师、科研人员进行学术同行评价，另外，全面推进信息公开，尤其是财务信息公开，监督经费的使用，而不是依靠行政的前置审批。国外科研人员获得经费后，大部分经费用于聘请访问学者，支付博士、研究生的培养费用，可是却不会发生教授把经费装进自己腰包的情况，因为有透明的财务体系对经费使用进行监督，而且，薪酬制度也明确，教授和科研人员领取额定的年薪，不可把申请科研经费作为致富的手段——我国的科研提成制度，加上信息不公开、不透明，制造了科研经费黑洞。

　　实行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的分配政策，提高科研人员成果转化收益分享比例，也需要通过完善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内部治理来实现。以前，我国高校在推进科研成果产业化时，鼓励教授、科研人员用自己的科研成果“下海”成立公司，这貌似十分直接地让科研成果迅速产业化的举措，但却由于教授、科研人员并不善于经营，而导致成功的校企并不多，而且，教授的精力也被分散，不能再专心投身研究，产出新的成果。另外，也由于产权不清晰，出现教授究竟是在为学校服务，还是在为自己挣钱的争议。国外大学在推进成果产业化时，对教授的权责有明确界定。通常，科研成果的产业化由专业的机构负责，而不是由教授负责，如果用教授的科研成果，成立企业，可以允许教授以顾问的身份，在企业里工作两年，但两年之后必须做出选择，是继续留在企业，还是回到学校。在企业期间，由企业负责教授的薪酬。因此，对于科研成果的转化，应该由学校委托（购买）第三方专业机构的服务，由其来负责学校科研成果的转让、许可和作价投资。在选择第三方专业机构时，应公开招标，确保第三方机构的专业性、独立性，而不能采取由学校直接组织机构或由科研人员直接负责的办法。而对于教授、科研人员的薪酬，则宜实行年薪制。而不能采取基本工资+津贴+奖励的薪酬体系。这种薪酬体系，已被实践证明，并不利于鼓励科研人员的科研积极性，反而导致科研的急功近利。在推进科研成果产业化时，不能再采用和原来的薪酬制度结合，而应该探索新的薪酬保障和激励机制。

　　所以，要落实高校和科研院所自主权，需要一系列的改革攻坚，要打破既得利益的阻扰，在高校和科研院所内，广泛听取意见，把教授和科研人员的意见纳入改革方案制订中，这其实就是完善学校和科研院所内部治理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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