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个问题是目前现代文学史的课时普遍被压缩，压缩到原来的2/3甚至1/2。所以不但周文、马加、柯仲平不能讲了，连许地山、穆时英、端木蕻良也只能几句话带过。这样的基础课很容易变成干巴巴的几条筋甚至变成了“现代文学述略”。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办？我想首先是呼吁各校增加现代文学史的课时，争取恢复到原来的状态。须知现代文学历史虽然不长，但内容丰厚，问题错综复杂，上关古代，下启当代，内蕴理论，旁连域外，讲授含糊，必将殃及其他课程。减少学生的总课时我是支持的，但具体应该减少哪些课程，恰像政府应该削减哪些开支一样，还是听听一线教师的声音为好。其次如果课时不能增加，则应根据现行实际情况，另行制订教学大纲，在保证体现学术前沿性的基础上，减少枝蔓，突出重点，有骨干有血肉地讲出一部“精编版”的现代文学。再次，基础课的课时少了，应考虑以选修课补救之，开设一批中等难度的选修课，作为基础课的“卫星课”。例如大作家被淡化了，就以“鲁迅研究”、“老舍研究”、“曹禺研究”补救之。文体脉络模糊了，就以“现代小说流派研究”、“现代诗歌流派研究”、“现代通俗文学研究”补救之。要注意这些选修课不一定要发挥教师个人的最新研究成果，不必讲得格外艰深，重点是作为基础课的“局部放大”，好比基础课的“移动硬盘”，所以说要“中等难度”。另外，现在的学生阅读作品少，审美能力也下降了，所以应该在基础课之前或者同时，开设现代文学作品赏析课。北大由陈平原老师领衔、集体上阵的该课程已经是全校闻名的精品课，应该在大一年级专门开设固定的作品课，指导学生以专业眼光细读作品，避免学生成为知道《子夜》却不知道屠维岳、知道沈从文却不知道花狗大的客里空。

　　第三个问题是具体的授课姿态和方法。现在各校扩招，学生增多，基础课往往采取上大课的方法，一二百人同时听课很常见。高远东老师认为这已经接近于“听讲座”，老师不容易讲得细致，学生更是听得粗枝大叶。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相当多的老师喜欢把基础课越讲越深，高明者把基础课讲成了选修课，低俗者则不是过度阐释作品，就是凭空生造理论，而具体的史实和作品的基本意义却被忽略了。要知道我们现在培养的本科生大多数将来不是要从事本专业研究的，硕士生也不是，连博士生里当学者的也不过半。我们不能把课堂当成学术研讨会的讲台，在那里变相地宣读自己的学术论文。具体地说，一个本科生学了中国现代文学史，首先不是要为了对他报考现代文学的研究生有用，而是要对他的“人生”有用。我们如果没有把现代文学中的“人生”层面讲出来，唤起学生对人生问题的思考，那就不能说是成功的基础课。有不少考研者在面试时，对现代文学的著名学者如数家珍，可是让他谈谈对几部具体作品的感受，却一堆文学史教材上的空话或者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美学废话。因此我认为，基础课在有条件的情况下，最好采取小班上课的方式，几十个人最好，便于组织讨论和配合教学的相关活动。另外教学内容要注意“学术”与“人生”的均衡。在中学，学生已经大面积地讨厌语文课了，真正原因就是语文课脱离了人生。倘若在大学的文学院系里，学生再讨厌文学史基础课，那岂不说明我们的文学教育已经彻底走向了“非人化”，进入了“非人间”？我1998年上过基础课的两名本科生，后来跟我读了研究生，如今已经毕业，分别到文化部门和传媒领域工作了。我很高兴的一点是，他们没有因为学了现代文学而丧失了“现代文学精神”，他们对生活、对学问，都保持了热爱和警惕。前几年我替温儒敏老师上了一回现代文学史，那个班的学生充满了活力，我第一节课问他们的“什么是现代”的问题，他们现在还有人在思考，这使我仍然愿意继续上基础课了。我在北大讲课，由于旁听者太多，索性近几年多开通选课，或者基础课、选修课与通选课并开。现代文学中的鲁迅研究和老舍研究，都开过了通选课。我想，在合适的时候，将现代文学史也开为通选课，那就等于把这门基础课开到了全校。那时，或许会有点新的体会吧。

　　[本文为作者《国文国史三十年》一书的后记]

（作者为孔子第73代传人，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现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本文原载于《中国大学教学》2013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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