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中文专业的学生选修文学类公选课，目的不是全面掌握文学史知识，而只是一种“业余”的关注。因此在确定讲授重点时不必局限于中文专业某一基础课的范围，不必追求专业知识的系统性，完全可以横跨多学科，围绕审美和批评的焦点自由地组织讲授的内容。比如可以引入古今中外文学史上的经典名作，使教学过程充满生气和活力。同时，这又意味着可以以问题为中心来设计不同的教学单元，各单元所依托的核心问题之间保持某种内在的逻辑关联，组合起来就可以向学生展现思考问题的不同环节。这样的思考过程，是超越学科界限的，是贴近人生与社会的，可以向非中文专业的学生提供思考社会人生问题的某种方法，从而给他们一些有益的启示。

　　前述“文学欣赏”的部分，我依据欣赏过程中的一些环节设计若干专题，便是参照了“以问题为导向，展现思维过程”这样的思路。而在“文学批评”的部分，这一思路贯彻得更为自觉。很明显，非中文专业的学生一般不是为了从事文学批评才来选修这门课，他们的目的大致是想一探批评的奥秘，看看老师如何从文学名著中阐释出有意义的“意义”，感受一下这一过程的思维形式。因此，我在“文学批评”的部分也设计了几个专题：

　　（1）“从问题开始”。这是结合我自己的科研实践，向学生展示文学批评如何以问题意识为导向，把审美感受转化为你所理解的意义，再对照学术史上对同一对象的不同理解，确立起你自己的基本观点。比如丁玲的《在医院中》，在丁玲受到不公正批判时，有人把这篇小说读解成丁玲个人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大暴露的标本。粉碎“四人帮”后，严家炎先生借着思想解放的东风，以审美分析为基础，提出小说中的陆萍讲卫生、对伤病员充满同情，代表了先进的文化，断言陆萍与解放区环境的冲突是先进文化与落后文化的冲突，从而肯定了丁玲的创作。这是把一篇小说与时代的变迁联系起来，讨论一种很有意思的现象，即由于一种新的价值观念和考虑问题的方法被时代所认可，对同一篇小说做出了完全不同的判断，提出了新的见解。

　　对一些重要文学现象的研究同样如此。比如，关于五四文学传统的研究已相当深入，任何进一步的研究都必须参照两个坐标，一是学术史的背景，二是现实的条件。从学术史背景看，五四其实有两个传统，一是反帝爱国的政治运动，二是反封建的思想启蒙。对五四传统的理解，长期来就在这两个点上转来转去，反映了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点和不同政治力量的现实诉求。即使同一个人，如毛泽东，他对五四的评价在不同时期也是有所侧重的，反映的是他基于对中国革命的理解而采取的不同政治策略。今天研究五四传统，就不能离开学术史上对这一问题的认知。那么，当下情势对五四传统的理解又有何影响呢？由于改革的深入，当下有一些学者对激进主义思潮提出了批评，有人进而质疑五四，认为中国后来社会文化发展中的问题都与五四的激进主义有关，他们要回过头来大力弘扬传统文化。其实，弘扬传统文化是对的，但把五四小传统与中国文化大传统完全对立起来显然缺乏科学的依据。这其中涉及复杂的理论问题和现实关系。但可以明确的是，五四新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变革，它在承接传统文化的同时又把传统文化引向了现代化方向。面对学术史上的争论和当下对这个问题的不同观点，我们再反思五四传统就有一个从什么立场出发的问题。我们不应该从传统文化的立场上来质疑五四，否则就是倒退。也不应该从海外新儒家的立场上来质疑五四，因为海外新儒家感受到的是中国传统文化在后现代的西方社会所具备的弥合社会矛盾、营造和谐关系的功能，而五四先驱则是痛切地感受到了传统文化面对内忧外患时的无能为力，它对个性的压抑严重地阻碍了中国社会的进步。反思五四，就是要从历史经验与现实需要的结合上来推进，要有助于实现对传统文化的批判性继承和创造性转化。这样思考问题，是在与学术史的对话中进行的，又包含了对现实问题的回应。我通过这样的例子，引导学生养成一种在与学术史对话和关注现实重大问题两相结合中来思考的习惯，强化问题意识。这种习惯的养成，其意义显然超越了文学研究的范围，对学生今后从事自己的专业研究乃至思考社会人生问题也是有帮助的（陈国恩：《反思五四必须坚持现代性的根本立场》，《孝感学院学报》2009年第4期）。

　　（2）“寻找新角度”。从与学术史对话和关注现实的双重过程中发现真问题，其实也是一个不断寻找新角度的过程。我同样是结合自己的科研实践，向学生展示这一过程的。比如，众所周知，关于沈从文的研究已经相当深入，再来研究沈从文该如何着手？我引导学生超越已有的沈从文研究成果，思考沈从文的独特风格与道家艺术精神的关系。这是因为沈从文的田园牧歌的风格已为大家所熟知，再从风格这个角度深入下去难有重要的新发现，因此需要转变思路，寻找新的切入点。沈从文的田园牧歌风格与道家的人生信仰及处世态度联系十分紧密，这就是一个新的切入点。说它新，是因为从学术史看，这个问题还没有受到学界的重视。从对象的存在属性出发，通过与学术史的对话，发现这样的具有学术含量且对于推进沈从文研究又十分重要的新命题，既是研究工作的一个重要进展，又是进一步推进研究、最终写出有分量学术论文的非常关键的条件。我通过这样的方式向学生展示问题意识在文学批评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以及问题意识的具体落实途径，对于启发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应该是有很大帮助的（陈国恩：《沈从文的湘西小说与道家艺术精神》（《学习与探索》2002年第4期，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2002年12期转载）。

　　再如长篇小说《狼图腾》，它出版后引起了激烈的争论。今天如何看待这种争论和这部小说的意义，要取决于你从何种角度来读这部小说，是从生态和谐的角度还是从丛林法则的角度提出问题。从这两个角度出发，得出的结论完全不同，甚至是针锋相对的。能不能找到一个新的角度来阐释这部小说的意义，比如能不能思考《狼图腾》与中国形象的关系问题？能。《狼图腾》向世界展现的中国形象，实际具有三方面的意义：一是在生态问题上它的思考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向人们展示了一个站在人类文明发展前沿的现代“中国”形象。二是它倡导反抗和斗争的精神，从中国近代饱受西方列强侵略的历史背景上来反思民族性缺陷，因而占据了谈论狼性的道德高地，虽然这会向世界展现它难以抹去历史创伤记忆的一面。三是对《狼图腾》的批评或出于藏拙的策略考虑，或出于中国目前作为一个世界大国所应承担的责任，但问题是中国还不是一个能够主导世界的强国，片面地顺应西方的价值观并不能减少或避免与西方的冲突。对这种和平主义的善良愿望，我认为《狼图腾》反倒有一点提醒的意义。这样来理解《狼图腾》，实际既回应了关于这部小说的争论，更重要的是你站在新的思想高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这样的看法至少是值得进一步思考的（陈国恩：《<狼图腾>与中国形象问题》，《天津社会科学》2012年第2期）。

　　（3）“顶层设计”。当问题逐渐明晰起来后，被把握到的问题本身便会以其自身的逻辑引导思考者去探索表达的总体结构，而其真正的指向是使研究对象的意义更深刻、更完善、更清晰地呈现出来。因此，在实际研究中，顶层设计往往是研究者经历了内容和形式相生相克的过程、最后达到其能力和学识所能保证的高度。比如研究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文学思潮，鉴于众说纷纭的状况，首先需要有一种关于浪漫主义的定义来把依据现有理论难以统一起来的现象统一起来，使之呈现为一种延续时间更长而又能找到历史依据证明其存在的文学思潮。这个定义可以从先驱者的探索中得到启示，并加以发挥。比如可以认为现代浪漫主义文学思潮是人类追求自由解放的历史达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的发生要归功于启蒙主义思潮的推动，但同时又要超越启蒙主义的思想自由的水平，达到情感解放的高度。以这样的关于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的观点来考察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文学思潮，就可以划分出它的萌芽阶段、成熟阶段、衰落阶段、转型阶段、发展阶段和消亡阶段。接下来的工作，就是探讨浪漫主义文学思潮发展历程中每一阶段中的具体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具体问题的探讨，又要经历一次顶层设计。比如，探讨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的转型，就会涉及转型的背景、转型的过程、转型的机制、转型的成果及存在的问题等。进行这样的顶层设计，只能是遵循问题本身的内在逻辑来展开，而又要把相关的思考与文学史自身统一起来，既是一个思维的逻辑自恰的过程，又是一个历史求证的过程。如果逻辑与历史不相协调，就要修改现有的观点，或者去发掘新的材料，对历史材料进行新的解释。对历史做出新的解释是完全可能的，并且往往是学术研究取得突破的一条重要途径（陈国恩：《浪漫主义与20世纪中国文学》，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文学批评的课题还有“批评的方法”、“语言的表达”等内容。在选修课中探讨这些问题，目的不是要求非中文专业的学生真正进入文学批评的领域，而是希望他们通过这样的过程，感受到怎样从常见的现象入手提出问题，从而来分析它，解决它，使他们经历一番思维形式的操练，从而有可能举一反三，去面对和解决他们以后工作和人生中会面临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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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

• ·陈国恩：文学类公选课的教学原则之管见(2015-08-30)
• ·陈国恩：文学类公选课的教学原则之管见1(2015-09-03)
• ·陈国恩：文学类公选课的教学原则之管见3(2015-09-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