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数学、英语，不喜欢上这些课、学起来也比较吃力的刘伟（化名），高考结束后，填报了当地一所普通的高职院校，他当时的想法是，职业院校偏重的是技术，只要好好学习技能课就好了，不用再为学不好这些自己不擅长的课程而头疼。

　　但是经过一年的学习，刘伟感觉“当时想错了”。老师和同学很看重“升本”指标，家长也看重，指望孩子通过‘升本’来重新证明自己，所以很重视英语、数学、语文这些课程。“学好这些课程是升本或考研（课程）的基础，它们就成了最重要的课程，感觉上高职和上本科一样——追求分数。”刘伟说。

　　“强调重视没错，但要看学生的实际情况，也要看上课的效果，不能主次颠倒吧？注重升学、看重学历，而不是把技能训练放在第一位，那和本科有什么区别？加上学生本身的差距，我们大部分同学不适合闷头学习和考试，能学得过本科生吗？”刘伟补充道。

　　一年的学习，让刘伟越来越有种“混文凭”的感觉，一上这些课，他就打瞌睡，课程上了一半，台下睡倒、玩儿手机、聊天的同学占了一多半。很多同学还忙着在外面做兼职、实习，上课出勤率不高。“也不是不想学好，但我真的是不擅长学这些，很多时候听不懂老师在讲什么，以前的基础就没打好，不如在工厂里实习学到得多。”刘伟坦言。

　　刘伟的困惑，义乌工商学院党委副书记、副院长贾少华很早就注意到了。近日，他的一篇《高职高烧》在微信朋友圈传播开来，阅读量很快就过万。文中，他总结归纳了现在我国高职院校面临的问题，用犀利的语言称高职院校“烧得不轻”，六个高烧症状让高职院校越来越脱离健康的发展轨道，甚至有些“走火入魔”和“神志不清”。

　　高职“傍大款”

　　为学生的可持续发展负责？

　　贾少华在为高职院校诊断症状的时候，首先瞄准了它的“姓氏问题”。

　　高职既姓“高”，又姓“职”，但首先应该姓“职”，它的本质是职业教育。但是很多人太注重它的“高”姓，而忘记了它“职”的姓氏，就会按照精英教育的那套标准和模式来办学，这就可能误入歧途。

　　在贾少华看来，这个在“姓氏问题”上的偏离，使很多高职院校出现了“傍大款”的情况，即高职教育向本科靠拢、向精英教育靠拢，一味强调学高等数学、英语，提升人文素质。

　　“逻辑上讲，这样的高职发展思路好像没错，但实际执行过程中带来的弊端是无限的。自认为是精英，实际上是伪精英，因为发呆无人文，失败无素质。”贾少华说。

　　在贾少华看来，这种偏离，除了产生刘伟所说的在教学效果上的问题，如学生在课堂上昏睡一片、提不起兴趣、学不到真正的知识精髓，还有更深层次的影响。过分强调高数和英语的课程设置方式，不仅激发不起他们对学习的兴趣，更可怕的是可能摧毁他们的一分自尊和对人生的自信，觉得自己永远也学不会这些，永远也做不好事情，也不知道自己发展的方向在哪里。这就加深了现在社会对高职学生的总体印象：似乎他们学习永远不在状态，生活缺乏激情，缺乏奋斗的目标，过着得过且过的日子，发展后劲儿也与高学历人才的差距越来越大。

　　“教育最大的悲哀在于摧毁一个人的自尊心。高职学生本来数学就不好，英语也不好，他们学这些就是很吃力，我们还每天拿着数学和英语去折磨他们，可见他们的痛苦和迷茫。”贾少华说。

　　然而，在陕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崔岩看来，贾少华的观点“有些偏激”，比如学数理化和英语，很多家长和学生有这个需求，学得好的高职学生，毕业去德国直接读硕士去了，学习更好的技术。如果英语不好，根本不可能有这种机会，如果按贾少华的导向，就是要减弱这些课程，肯定也有问题，就限制了学生今后的发展空间。崔岩认为，不同的院校、不同的学科和专业，对不同的基础课程应该有不同的要求，纯粹不学或者都不学都不重视，在现在这个大环境下，很可能就把好学生的后路给断了。

　　从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毕业的季希澄刚工作半年，想法就和上学时不一样了。“我们很多机械都是从国外进口的，说明书和设备参数都是英文，如果这几年学校没有加强英语教学，没逼着我们学，很可能我的英语就荒废了，就很难读懂这些英文的说明书”。

　　还在上海健康医学院读专科的陶诗远也认为，数学、语文这种课程，是很基础的，学技术涉及很多公式和推导，数学学不好，只能做些简单的操作，更高要求的技能就有些吃力，语文学不好，基本的表达和写作就会很吃力，在这个社会上就很难走得更远，所以不能偏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