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教育改革寻找新的动力源

　　尊重基层的首创精神，要让离实践最近的人有决策权、处置权，发挥依法治教在推进未来教育改革的支点作用。

　　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上海教育学会会长尹后庆是一个“老教育人”。对于教育体制改革30年所带来的变化有着直观感受。上世纪80年代，尹后庆分管上海郊区的农村教育，那时他感觉上海郊区教育遇到的问题很多。比如，那时强调每个儿童有接受教育的权利，教室里必须要有其座位，但通过发展，座位是有了，但一间教室往往有60个孩子。现在，几乎每年尹后庆都会去中西部地区检查义务教育落实情况，每次检查，他对中西部教育发展有种恍如隔世之感。

　　但巨变的背后，是人们对于教育的继续发展、改革的重新出发，存有普遍焦虑。“当前教育进入内涵发展阶段后，学校正在成为改革发生的策源地，我们不能把学校仅仅看作是行政部门的附庸。而应当把促进学校变革作为我们教育改革的着力点。”尹后庆说，“我们今天改革的核心目标必须聚焦到更加关注学生和学生的学习体验上。”

　　“孩子们学习很痛苦，这个痛苦并不只是时间的长短。”前不久，一个非常爱好文学的高中女生告诉尹后庆，她所在的学校老师上语文课时要求学生：“当你看到一首唐诗就要想到从4个角度分析”。

　　“我们不是让孩子去赏析唐诗，让她去感悟和欣赏唐诗的美，以及流淌在诗歌中的灵性。而是用结果来制约过程的教育其实并不符合我们孩子的身心发展特点。”尹后庆认为，“我们的教育改革应更加关注学生的学习经历，更加关注教师的改革自觉，更加关注学校和学校教育的全过程。”

　　与尹后庆的观点相似。“改革的动力和活力来自基层。”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常务副主任范国睿说，回顾1984年至1985年中共中央先后出台的经济体制改革、科技体制改革、教育体制改革的3份“决定”，其实都源于当时的基层改革实践。比如，安徽凤阳小岗村18位农民悄悄进行的包产到户试验，拉动了中国包产到户政策的实施。

　　除了改革要格外尊重基层的首创精神外，范国睿还注意到依法治教或是撬动未来教育重新出发的另一个支点。但是，对于管办评分离中让广大中小学校“独立行走”，范国睿表示担忧：管办评分离的关键，在于突出学校法定主体责任和义务的法定属性，要让学校在法定监管范围内依据法律赋予的义务和权利合法组织实施教育改革活动。给学校充分的办学自主权，并不意味着改革就能获得成功。如果没有强大的学校能力，只是简单强调自主管理，并且放手让那些不具有职业资质的校长独立行使职权，对于学校教育来说，或将是一种灾难。

　　“我们已经走得太远，以至于忘记了为什么而出发。”研讨会当天，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会长瞿振元引用黎巴嫩诗人纪伯伦的这句诗，严肃地发问：我们打算把一个什么样的教育带入全面小康社会？

　　“既往的改革经验证明，教育部门的规章不是法律，很难协调同级政府内部教育行政部门和人事、财务及其他部门间的关系，因此很难明晰学校、社会、政府之间的权责边界。”范国睿说，“如果国家层面有一种切实有效的制度安排，能把与教育改革与发展相关的利益攸关方真正协调起来，推动教育领域的综合改革，许多教育难题或许能迎刃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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